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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吉宗,他享有哪些的政绩

原标题:幕府时代的武士们竟靠自家菜园填饱肚子?

统治体制——幕藩制

德川封建集权国家,全国人民被置于将军和各领地大名的支配下。江户幕府拥有收入占全国农民上缴租米四分之一的直辖领地,以其中一部分领地分封给直屑它的家臣武士旗本及御家人,称为给知,其余归将军一族掌握。除将军直辖领地外,约70%的土地分封给全国270个大名,大名各拥有万石到120万石的领地。他们将领地上的年贡分给自己的陪臣,陪臣又授与家来以俸米。大名受将军控制,对幕府负担政治、经济及军事的义务,但他们在自己领地上是最高的专制君主,拥有财政、军事、司法和行政的权力。图片 1政治机构 幕府的政治机构最初沿袭德川家康在三河地方时一个小领主衙署的规模,体制简单。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起,随着生产与统一事业的进展,任用儒官林罗山,整顿幕府官制。将军下设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职。大老是特任执政官,非常职,由谱代大名中选任。老中或称年寄,是常任执政官,相当于内阁,名额4至6人,按月轮值主持大政,即负责掌管皇室、公卿、大名、寺社和外交事务,由谱代大名选任。若年寄和老中共参幕政,分掌旗本、御家人及江户市政,名额5至6人,也由谱代大名选任。老中下设三奉行,即寺社奉行、江户町奉行、勘定奉行。寺社奉行四人,掌管寺院神社及寺社领地的行政、司法,处理关东8国以外幕领的诉讼。江户町奉行2人,分掌江户南北两区的行政、司法。勘定奉行4至5人,管辖幕领内郡代和代官及一般行政、财政。三奉行分别由谱代大名及旗本选任。以上各高官都轮流执政,重要事件协商处理,以防一部分人篡夺中央权力。 监察机关有老中下属的大目付(监视大名及幕府高官),若年寄所属的目付(监视旗本以下幕府官吏武士,兼管江户城内警政的官职)等。超越两奉行以上职权的重大案件由老中、三奉行、大目付等组成的评定所(幕府的最高司法机关)协议审处。 京都及幕领各地方的行政,由幕府任命。其中以京都所司代权职最重,它担任幕府对皇室、公卿及西部各藩大名的监督和当地的司法、行政。二条城、骏府及大阪三要地各设城代,任军事警卫,大名城主外出则代行政务。京都、大阪两地还设置町奉行。其他幕府直辖要地设置奉行或郡代、代官等,处理行政及司法。 各藩大名以领地贡租的一半作为藩政的财源,其余充作家臣武士的俸米。藩主为实行集权,利用农民对地方武士的反抗斗争,逐步收缴封地,使原来掌管封地的家臣武士集居城下町,限制其直接支配封地,以实物俸禄制代替封地制。藩的政治组织略如幕府。总理藩政的重臣称家老(相当幕府的老中,世袭职,一藩有数人或10余人),也采取轮值协议执政的制度。家老下设郡、町、寺社等奉行。郡奉行专管农村司法行政,町奉行掌市镇的司法行政,勘定奉行管理藩的财政。此外并设相当评定所的审判机关——大目付、目付及其他奉行等职。藩主身旁设有用人若干名,掌管庶务、会计。

家世渊源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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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组织

幕府军队由幕领的诸藩所属武士组成,封建国家本来就是一种军事组织,军政统一。如上所述,幕府授各藩大名以领地,大名则须按领地收入额,负担相应的军役,这是封建政治的根本原则。统治阶级官职不分文武,幕府首脑和诸藩大名战时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老中和若年寄同时也是军队的总副参谋长。常备军称番方,又称三番组,即大番组、书院番组和小姓番组,由旗本及其子弟编成。 大番12组,警卫江户城、京都二条城及大阪城等,战时任先锋,由老中统领;书院番10组,警卫幕府,巡逻地方,侍卫将军,战时作战;小姓番8组,宿值府内,巡逻全市,平战两时护卫将军,与书院番都由若年寄统率。 番方警卫军编制;每组设番头1人、组头1人、番士50人。另有称谓同心、与力的下级武士30人。 御家人编成徒士组、步枪百人组等约30组,任务与三番组略同。幕府根据俸禄的高低,规定旗本的兵役义务;宽永年间(公元1624年一公元1643年)每收入500石出兵役13名,当时旗本的采邑共260万石,应出兵员约67600名。加上御家人(担任各番组的与力、同心等职的)约17000余名,已超过所谓旗本八万骑之数。按规定,一个收租10万石的大名应负担兵役2155名,所以任何势力联合不了40个这样的大名,是无法对抗幕府的兵力的。而且幕府的总兵力还应加上谱代大名的武装力量,因此它的强大远远凌驾于各藩之上。

德川吉宗出自御三家中的纪伊德川家,是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第十子德川赖宣的孙子。“御三家”是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时制定的德川家独特的宗法,指的是德川家族在尾张、纪伊和水户这三个地方的分支。他们的祖先分别是:德川家康第九子德川义直(尾张)、第十子德川赖宣(纪伊)和第十一子德川赖房(水户)。这三支被认为是跟宗家,即德川秀忠这一支最亲近的。地位上尾张德川是三家之首,其次是纪伊和水户。

官僚体制

在日本历史上,武士占据着绝对重要的角色,自保元之乱和平治之乱后,日本进入“武者之世”,直至明治维新的几百年时间里,政权一直掌握在武士的手中。不过,虽然武士阶层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已影响到日本后世的方方面面,至今提到武士仍是日本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对武士的研究更是深入细致,除了权利斗争等之外,连吃穿住行也包罗在内。在此,笔者想聊聊武士之中等级相对较高的旗本与下级武士的日常饮食。所谓旗本,简单来说是江户时代德川将军直属的家臣团中的一个武士等级,定居江户,主要在幕府工作,护城护将军。另外,旗本中领地石高特别高的称为“大身旗本”,他们的饮食生活与大名相接近,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武家统制

幕府形式上尊奉皇室,装成将军是由天皇册封、幕政是由朝廷委托的假象。实际上把天皇当作傀儡,利用它来对付诸藩,凡反幕者就可作为朝敌来镇压。幕府给皇室和全国寺院神社的租米只分别占全国公定土地年产量的0.5%和1.2%,皇室岁入仅3万石(实际相当米8千石,银302贯多),全部公卿贵族的收入总共不到15万石,整个朝廷连同其他收入仅40至50万石,远不及一个大诸侯。皇室既靠幕府供养,只能事事听命幕府,讨好将军,有如《本朝通鉴》所说:朝廷赖武家而愈尊,武家仰朝廷而愈隆。图片 3

贞享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684年11月27日),天空中发生了日食。就在这特别的一天,德川吉宗出生于和歌山城(わかやまじょう)若山吹上屋敷,幼名源六。他是纪州藩第二代藩主德川权大纳言德川光贞的第四子,母亲是巨势利清之女浄円院(纹之方)。因为德川光贞的第二子早死,所以也有说德川吉宗是老三的。一些文艺作品和应该是出自野史的说法,德川吉宗是跟私生子差不多的。但是德川光贞在德川吉宗很小的时候就与他相认了。因为母亲的身份低微,德川吉宗自幼和母亲分离。

德川吉宗就任将军后,重视老中、若年寄和三个奉行这样一种历来幕府领导体制上的行政机关,而没有靠左右心腹执政。然而这也绝非重演德川纲吉以前的那种与谱代大名联合政权式的幕府政治。德川吉宗以老中们这些官僚为辅佐,一切由自己独裁。历来的领导机制都是由老中会议决定政策后实行,日常政务由按月值班的老中承担,但德川吉宗却将老中之一定为“财政官”,授予财政大权。至于“勘定奉行”则将其分为司法官与财政官,重点置于财政官上,并由他指挥全国“代官”。而起对代官还进行大批调换,各“代官”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也进行了更新。这是沿着德川纲吉的改革又前进了一步。

旗本的早餐:两菜一汤

德川吉宗生活在比较开放的环境之中,时常到野外、乡村游玩,也体验过乡间生活,因而对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比较了解。这样与众不同的身世和经历造就了德川吉宗活泼好动的性格,也造就了他日后独特的作风和眼光。

另外,对主要负责民政关系的勘定奉行办事机构中的官吏与代官等,江户幕府则按其职位决定俸禄多少,称为“足高制”。不问家族关系擢拔人才,并实行按职位所应得规定家禄的制度。如勘定奉行按规定须由家禄3000石者担任, 1000石的旗本担任勘定奉行时,可得差额补贴2000石。

据说任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御伽众(陪将军闲聊的一种闲职,钱多事少)的大名们每日带便当登上江户城,到饭点时就在城中名为萩之间的房间吃饭。某天,一名御伽众带的便当中有鲑鱼块,引得其他御伽众羡慕不已。先不去考究此事的真假,但此事反映了江户初期武士的饮食其实相当简朴,将军、大名尚且如此,一般武士的饮食生活更是单调朴素。而且,在这一时期,武士也好,平民也好,一直延续着战国时代的习惯,每日进食两餐,即早餐和晚餐。习惯了一日三餐的现代人可能会表示同情:古人经常饿得难受吧。其实不然,当时一个成人一日领取的粮食有5合(1合约等于0.18升),比现代人的饭量大,一餐吃下较多米饭的话,应该不会感到饥饿。根据记录,武士们的早餐在上午8时左右,晚饭在下午2时左右。早餐与现代人无异,晚餐则提前许多,很多现代人在这个点也只是吃了中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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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鹰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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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藩主

江户时代中期以来,从江户到各藩,武备松懈,机构臃肿膨胀,官绅勾结。针对这种状况,德川吉宗恢复了德川纲吉时代禁止的鹰狩(这当中当然有其个人喜好),并加强了幕府军队训练的强度,在关东平原和富士山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以军事训练为目的的狩猎。

■ 引得御伽众羡慕不已的鲑鱼块。

元禄八年(1695年),德川吉宗十岁时,改名新之助。元禄九年(1696年),12岁的德川吉宗跟随父亲德川光贞和次兄德川赖职前往江户朝见将军。当时的将军是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德川纲吉很喜欢聪明活泼的德川吉宗。同年12月11日,德川吉宗在江户赤坂的纪州公馆中元服,起名松平赖方。因为不是长子,他只能姓松平。德川纲吉封他为从四位下左近卫权少将,次年又赐他越前丹生3万石。虽然德川吉宗母亲出身卑微,但是父亲和将军似乎都没有因此嫌弃德川吉宗。这使得德川吉宗从来没有因为自卑出身而故意讲排场、摆阔气,相反他在日后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从另一方面讲,虽然不排除将军有拉拢纪伊的成分,却也说明少年的新之助已经表现出不凡的气质。德川光贞一行在江户住了一年多。元禄十一年(1698年)回到纪伊藩后,德川光贞隐居,长子德川纲教继任家督和藩主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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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禄时代(1688~1704)之后,随着作为照明用途的菜籽油的普及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普通武士的饮食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首先,两餐变为三餐;其次,菜品内容也丰富起来;最后,主食从糙米改为精制白米,吃上了以前看来非常珍贵的应季食物。说起白米,将军和大名等上层武士早在宽文年间(1661~1673)已开始食用,据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光喜吃白米饭,最后患上了脚气病。另外,元禄年间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越来越多的武士在外下馆子解决吃饭问题。专门的饭馆和外卖店最先出现在京都和大阪,这个风潮逐渐扩散到江户,之后,这些为武士和普通市民提供便利的餐馆越开越多,到了江户末期的文化文政年间(1804~1830),单是江户城就达到6000家左右。

宝永二年(1705年),德川吉宗的长兄德川纲教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德川纲教并没有子嗣。德川纲教三弟德川赖职便以纲教养嗣子的身分。同年五月,纲教去世,享年四十岁。德川赖职继承藩主之位,成为纪伊藩第四代藩主。德川纲教死后不到三个月,失去爱子的德川光贞也逝世了,享年八十岁。一个月后,年轻的赖职逝世,享年才二十六岁。一年之内,吉宗之父与两个兄长俱逝世。所以十月六日(11月12日),21岁的德川吉宗成为纪伊德川家督,并得到将军德川纲吉赐偏讳,改名德川吉宗。宝永二年十二月(1706年1月),德川吉宗正式成为领有五十五万五千石的和歌山藩第五代藩主。同年,德川吉宗迎娶伏见宫贞致亲王的女儿真宫理子女王。

目安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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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保三年(1718年)正月,在上野参诣的德川吉宗于归途中接到町人的直接上诉。目付(监视家臣行动的官职)当即把他捆了起来,但是德川吉宗责备了目付,并受理了他的上诉。

■ 繁华热闹的江户街头。

成年的德川吉宗长得皮肤黝黑,强壮有力,身材高大,六尺有余。相传他曾经亲手降伏一头野猪,还有一次为追逐一只鹤一口气跑出两千米。健康的体魄是他的特征,也是他的资本。他总是勤于政事,却也总是精力充沛的样子,好像从不疲倦似的。但他绝非只是空有一身力气,和祖父德川赖宣、父亲光贞和兄长一样,他也爱好诗歌、围棋和艺术。

德川吉宗对直接上诉的态度就是如此宽容大度,但是他不仅认为接受直接上诉是一种美德,更应该形成一种制度。于是在评定所设置“目安箱”听取百姓的心声。有不平者以书信形式,写上住所 氏名,提出诉讼。“目安箱”被坚固的封存,只有将军有资格打开。据说一开始旗本、御家人也可以投书上诉,后来“目安箱”竟后来演变成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讦排斥的场所。德川吉宗一怒之下,取消了他们的直诉资格。由于目安箱而产生的政策,有“小石川养生所”的设立、“江户町火消”的创设等等。

不过,随时为将军、大名战斗是武士的使命,这一点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没有改变。将军和大名们担心过于富足的生活会使武士丧失应有的战斗力,于是经常下达节俭令,以振作武士之精神,不过有时是因为幕府或各藩财政紧逼才下达此令。宽文三年(1663)的节俭令规定:“旗本节日宴席规格以五菜两汤为宜。”宽文八年(1668)备前藩(今冈山县)的池田光政对家臣下达的节俭令更为严格,其中规定宴客时:“家老为三菜两汤,外加一下酒菜;千石以上三菜一汤外加一下酒菜;五百石以上为两菜一汤外加一下酒菜,此外,取消拼盘、后段(餐后甜点)”。其他藩也基本如此。请客时的菜单都如此简单,个人平时的饮食更加朴素,不过,视经济状况多少有些差异。

主持藩政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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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吉宗虽然在父兄相继离世后继承了纪州藩藩主之位,然而先辈们交给德川吉宗的却是一块烂摊子。先不用说纪伊藩早在德川赖宣时就向国库借的债仍没还清,历代招待将军和京都的公卿们所花费的公款,加上一场严重火灾后的重建费用,纪藩已经是负债累累了。不巧在宝永四年(1707年)南部海岸又连续发生海啸(史称“宝永大地震”),淹没了农庄。这些天灾人祸都考验着年轻的德川吉宗,但是他却处理得很好,在以民风强悍著称的纪州,灾害没有并引发大的动荡。首先他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民众的关心,他时常下到町间村头探访百姓,有时甚至故意甩开家臣,自己去和百姓打交道。无论是带着家臣还是自己一个人下去视察,他都穿得和平民无异。

商业统制

■ 旗本的一餐。

为了节省开销,德川吉宗带头过着俭朴的生活。平日里他只穿普通的棉布衣服;每天只有两顿饭,以糙米和青菜为主,并坚持每餐三菜一汤。这个用餐习惯一直到他当将军了还是如此。除了缩减开支,他还积极修水利改善农田。德川吉宗当藩主时纪伊有两项有名的水利工程,一个是在宝永四年(1707年)大畑才藏修筑小井田堰,另一个是宝永七年(1710年)井泽弥惣兵卫建造水库“龟池”。这些水利设施直到现在都还在使用。德川吉宗和前代的藩主们一样,都很注重在领地内鼓励研究学问。

德川幕藩体制,其基础正是建立在农业的封建制度之上。农民每日流血流汗,勤苦艰辛地在田地工作,并向领主(大名、幕府等)交纳税;领主只要体恤农民,就能维系这系统的稳定运转,进而维护社会的泰平。对于力求该系统的持续性的领主来说,那些现实中参与剩余产品的市场流通并从中获利的商人,实在值得警惕。原因在于,不定向的货币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卷进其中而大量破产,间或有少数农民因之获得巨额利润而疏忽辛勤劳动的必要。并且,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也似乎对权力和财富两极分化感到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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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旗本低一等级的御家人的住宅。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可算是豪宅了,看院子的空间,足以种植果蔬。

正德三年(1713年),和歌山城下的凑寄合桥设置了讲释所,知名的儒者们被邀请来讲学。德川吉宗自己也积极地学习农业和天候方面的知识,以针对各类气候变化来调整政策。就这样,德川吉宗渐渐地赢得了纪伊百姓们的信任,财政状况也有了明显的好转,他因此扬名日本各藩。

因此,领主的政策必然从重视农业压抑商业的“贵谷贱金”向“贵谷贱商”方向转化。德川吉宗政策虽然同样是以“贵谷贱金”为基调,不过也表现出与以前的幕政不同的姿态。即只供给已加入官方认可的同业者团体“仲间”的商人22种被限定的商品。江户幕府打算通过政府许可的办法,把商业流通活动置于幕府的统辖之下。

2000石以上的旗本一般住大房子,有大院子,有许多这一等级的旗本在自家院子开菜园,蔬菜瓜果什么的可以自给自足,其中有些还自行制作味噌。那么,旗本的一日三餐吃些什么呢?早餐有白米饭、味噌汤、主菜、副菜及腌菜,主菜为鱼类,有水煮鲣鱼或烤鰤鱼,副菜一般是豆腐或蒟蒻等;晚餐有时配有酒,三菜一汤,有新鲜的刺身等;在自家吃午饭的时候,多是咸鲑鱼或腌菜加茶泡饭。通常在自家吃饭时,家族成员每人有一个称为“膳”的单人餐桌,桌上放置各人的饭菜,虽然也是围坐在一起吃,不过,父子、夫妻之间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以示一家之主的权威。

继任将军

农民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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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永六年(1709年),德川吉宗掌管纪伊后四年,将军德川纲吉去世。德川纲吉在位期间好享乐,挥霍无度,又把钱大把大把地捐给寺院,还靠滥发钱币、改变币值来“解决”物价问题,结果国库被他搞得赤字满帐。晚年,他还颁布了“生类怜悯令”,严令禁止杀生,尤其是对狗;无论大名或草民,违者最高被判处死刑。结果国内产业不平衡,据说江户街头还恶狗当道。临死前,他还叮嘱继任的六代将军德川家宣一定要把“生类怜悯令”坚持到底。

为了抵制本百姓破产事件的大量发生,宽永二十年(1643年),江户幕府颁发了“田畑永代买卖禁令(禁止令)”。而实际上,田畑(土地)仍然以“质流”的形式秘密交易流通。农民因为贫困,不得不将土地典当给豪农富商,但是过期无力赎回(即所谓“质流”),于是土地归对方所有。这是一种变相的土地买卖。土地集中于少数豪农之手,以“本百姓维持”为基调的幕藩体制受到了很大的动摇。

■ 从上图来看,即使是大身旗本也并非餐餐大鱼大肉,不过质与量怎么也强过下级武士,而且从菜谱来看,都是些吃了不容易发胖、健康的食物。

德川家宣一上台就听取他的顾问,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的建议,把“生类怜悯令”废除了,还开始革除其他的弊政。次年,德川吉宗正室真宫理子不幸流产而死。正德二年(1712年),六代将军德川家宣也一命呜呼了,由四岁的独子德川家继接任,是为七代将军。但是这个德川家继也是身体很弱。八岁那年四月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发病,将不久于人世。至此,德川宗家的血脉就要断绝,征夷大将军的位子只能由御三家的人来承传了。

为了对应这样的情况,享保六年(1721年),德川吉宗颁发了“田畑质流禁止令”,禁止今后一切土地的质流;同时,已经被典当抵押的土地,以无利息,毎年偿还原本15%的形式还清。但事实上,因为典当而失去土地的贫穷农民只会变的越发贫苦,这样,对这些农民来说每年交纳反济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该法令并不能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在越后頚城郡出羽村山郡,获知“质流禁止令”发布的农民开展了要求质地返还的强诉和暴动。由于这个缘故,在命令发布仅仅两年后,幕府不得不再次承认质流。 并且,在德川吉宗离开将军职位的前一年即1744年(宽保四年),“田畑永代卖买禁”得以缓和,处罚条例也被减轻放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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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济令

■ 古代日本与现代不同,就餐时每人一膳。虽然全家没有围坐在一张餐桌上,但也是在一起吃饭。通常妻子吃饭的位置需要与丈夫稍微拉开距离。

在德川家继奄奄一息的时候,德川家族的重要成员和幕府重臣们赶紧召开会议讨论将军的继承问题。会议上,德川家分成了两派。以德川家继的生母月光院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按照宗法,由御三家笔头、尾张德川家的藩主德川继友担任将军;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为首的一派则推举他们认为是最有才干的德川吉宗出任将军。

伴随着全国的大规模经济活动商品流通的发展,私人间的金钱纠纷案件也与日俱增。江户幕府于宽文元年(1661年)发布了第一个“相对济令”。这条法令摒弃了金钱纠纷案件投诉公堂的权利,而是转为在当事者间谋求解决。这个律令虽不否认债权,但也陷町人于政治无权地位。这为武士赖债开辟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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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六年(1716年)4月,七代将军德川家继去世,年仅8岁。德川氏本家(本支)从此血缘断绝,新继承御三家之一和歌山(纪伊 纪州)藩55万5千石第5代藩主,时任権中纳言的32岁德川吉宗,在众谱代大名的支持下,登上了第八代将军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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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称为“膳”的单人餐桌。餐具的摆放也有一定的规定。

享保改革

享保四年(1719年),江户幕府发布了第二个“相对济令”。里面提到“旗本、御家人理当救济,今命札差(金融业者)放弃贷金”。不过,这么做的理由除了关联金钱的诉讼公事激增以外,还有裁判的迟滞拖延,解决不及时等原因。江户町奉行所前一年即享保三年(1718年)受理的诉讼约有36000件,其中9成以上就是关于金公事的。

追求美食的下级武士

德川吉宗上任伊始便表现出不同于先代的风范。正式入主江户城那天,在幕臣们的迎接仪式上,他穿得很朴素,因为是以旁支身份继任的将军,而幕府的旗本们大多为前朝遗臣,搞不好德川吉宗就要大权旁落。他首先做的,便是清除前朝势力。他罢免了侧用人间部诠房并不再设侧用人,任命水野忠之担任老中;同时罢免新井白石的顾问职务,代之以另一位大儒,此外他还启用了大冈忠相。

粮食制度

在元禄年间,虽有许多条条框框限制着武士,但他们可以自由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至于做什么视自身才能而定。有人热衷于兴趣,有人勤于职守,总之,石高100石上下的下级武士在这方面的倾向尤为强烈。

德川吉宗改革的第一步是精简机构。为了削减旗本的数量,他废除了旗本的官位和俸禄的世袭制,同时他也裁减了不少御家人。他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他也是在趁机加强自己的权威。为此他提拔了一批在纪伊时就跟随他的家臣,但是他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特殊照顾,公务上的事他尽量自己来做,却又很放得开手让家臣们去办。对于当年饱受侧用人压制的谱代幕臣们而言,德川吉宗的办事作风很受他们欢迎。此外,他还增加了日本沿海地区的守备以强化锁国政策。德川吉宗并非不信奉儒教,他结交和重用的儒者也不少,只是他试图从过去几代由侧用人(往往是有一群儒者作智囊)掌权的统治方式恢复到江户时代初期将军本人独揽大权的体制。 在民政方面,德川吉宗对当年江户的大火灾仍然记忆犹新,于是享保五年(1720年)他建立了47人的江户町火消组,由江户町奉行大冈忠相指挥,这是日本最早的直属于政府的专业消防队。

德川吉宗采取非常措施,命令大名献米,每一万石献米百石,称为“上米制”;作为补偿,缩短大名住在江户的时间,由一年改为半年。根据这项法令,享保七年(1722年)起到享保十五年(1730年),江户幕府每年增加收入18万7000石。(1730年贡米制度停止,参勤交代制度恢复)另外,与参勤交代时间减半同时,划定承担江户火灾灭火的义务的“诸侯消火”令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町消火”(消防机构)。德川吉宗在命令中甚至说,他是“不顾羞耻”地下这个命令的。因为从来都是幕府赏赐大名,现在反过来幕府要求助于大名了;而且以缩短参觐交代的在府时间作为代价,而参觐交代是维护幕藩体制的重要手段,幕府从来都是严格实行的,现在也不得不进行修改,可见财政问题之严重。“上米制”延续了10年,到享保十五年(1730年)取消,参觐在府时间仍恢复一年,说明经过十年后幕府的财政已经好转。

尾张名古屋藩有一个名为朝日文左卫门(1674~1718年)的年收100石的畳奉行。畳奉行是江户幕府的一种职称,管理江户城内房间和各官厅的榻榻米,同时也负责制作榻榻米和更换榻榻米的席面等。他生活拮据却一门心思追求美食,并将自己追求的过程详细的记录下来,即《鹦鹉笼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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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粮食征收实行“检见法”,有特定官员评估当年收成丰欠情况来指定税率的高下。但这就出现这些官员随意增加地方的税率这样不公平的事。比如,特派官员来村庄评审时受到较好接待的话,年贡负担就会得到减轻,这在当时几成惯例。所以决定指定统一固定的税率,杜绝上述腐败事件发生,这也保证了幕府稳定的年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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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吉宗改革中的最大课题,就是重建幕府的财政。幕府出现财政危机的原因即在于:新田开发几乎已经达到最大限度,矿山枯竭、金银产出量逐渐减少,元禄期物价上涨、米谷价下跌等因素。德川吉宗采取的基本方针概括为八个字——“增入减出,开源节流”。此后其颁行的几项措施,目的均在于増加收入和减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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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出版的《鹦鹉笼中记》中较古老的一套。此书是研究元禄时期下级武士生活极有价值的名书,除了饮食生活,还记录了不少关于武士的风流韵事。

德川吉宗并不满足于仅仅由德川幕府自身进行改革。享保六年(1721年)至享保七年(1722年)间,连年灾害导致歉收,不但国库的收入降到了最低点,连旗本的俸禄都发不出了。为此德川幕府发布“上米制”,规定各藩上交的年贡为每一万石中交给幕府一百石;同时大名们“参勤交代”的时间缩短一半,这样就减少了大名们在江户的开销。此外,财务上德川吉宗废除了老中轮值制度,改由设立勘定方专门负责财政,由水野忠之领导。这一来幕府一年总共收到175万石米,首先解决了旗本和御家人的俸禄问题。但是这个制度大大加重了赋税,在财政状况好转后,于享保十六年(1730年)被废止。同时幕府发布的还有要求幕臣们节省各类开支的“俭约令”。后来,俭约令的对象扩大到各大名,甚至对个人的生活消费,如婚礼上用几顶轿子这种事都进行了要求。不过,要指出的是,其实俭约令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德川吉宗在位期间曾多次重申这个约令。

新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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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保七年(1722年),江户幕府树立起布告牌,呼吁富商与幕府合作,开发新田。虽说新田开发已逼近极限,但本次通过对下总的饭沼新田,越后的紫云潟新田,武藏野新田等的开发,仍然使幕领(天领)的领知高从400万石增加到450万石。

■ 文左卫门属于一个特例,一般下级武士的三餐令人吃惊的朴素。旗本级武士一日两餐有味噌汤,在当时味噌算是高档品,下级武士一日吃一次味噌汤就算是好的了。

卸任辞世

铸造新币

文左卫门在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之余去追求自己的爱好,从《鹦鹉笼中记》一书来看,其倾向追求“食材”,料理视到手的食材而定。他还非常爱喝酒,也因为饮酒过度,在正值壮年的45岁就死了。而他的父亲定右卫门气定神闲的活至81岁。

延享二年(1745年),德川吉宗辞去征夷大将军职,由长子德川家重继任。德川家重和强壮机智的父亲完全不同,绰号尿床将军,没有人能明白年老的吉宗究竟是怎么想的。

享保二十一年(1736年)德川吉宗下令铸造“元文小判”,把金的含有率下降,意图是以增加社会上的货币量来促进通货,抬高米价。这个政策很有效,市场也逐渐变的景气起来,“元文小判”此后流通80年。自古以来,就有政府将货币金含有率降低,以期获取货币价值和实际价值间的差额作为自己的收益的行为。“元文小判”的铸造与之前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在此列举部分《鹦鹉笼中记》中文左卫门记录的料理名。

宽延四年六月二十日(1751年7月12日),德川吉宗因脑疾去世,享寿68岁。安葬于上野宽永寺第二灵庙,法名“有德院赠正一位大相国尊仪”,并被朝廷追封为正一位太政大臣。

文化

1、鱼圆=将鱼肉捣碎揉成圆形的鱼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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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兰学

2、海鲜汤=用白萝卜或牛蒡、豆腐、鲍鱼、鱼圆等炖成汤,以味噌调味。

在当时幕府实行严格的锁国体制之下,日本只保留长崎一口与外界联系,这无疑缩小了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渠道。直到享保五年(1720年)德川吉宗颁布“洋书解禁令”,兰学勃兴一时,这种局面才有根本的改观。在那时,日本进口由中国(清)翻译的欧洲的科技文化书籍(汉译洋书)是被严厉禁止的,仅有部分与基督教无关的书籍,因禁令放缓,被限定准许进口。元文五年(1740年),德川吉宗指令幕臣青木昆阳、野吕元丈学习荷兰语,以便更加深人学习西方文化。青木昆阳编写了《和兰话译》、《和兰文译》、《和兰货币考》、《和兰文字略考》等著作,野吕元丈也著写了《阿兰陀本草和解》、《阿兰陀禽兽虫鱼图和解》等,此外他还命建部贤弘于享保四年(1719年)至享保八年(1723年)绘制了《日本总绘图》,对正保、元禄时期的地图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正。这些都大大促进了当时日本实学的进一步发展。

3、鸭杂碎汤=禽类内脏煮的汤,主要使用鸭内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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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烤鳗鱼=将鳗鱼的鱼中骨剔除,串起来烧熟。

据说德川吉宗在位时期,荷兰商馆长来到江户拜见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打破以前的惯例没有在自己与荷兰人之间悬挂竹帘。据说同时,他还对欧洲的医学、天文、地理、船舶、钟表、动物等都表现了强烈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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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朱学

■ 文左门卫自己下厨做的料理之一。

德川吉宗继任将军后,采取振兴文教,奖励朱子学,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政策。德川吉宗时再开圣堂(孔庙)讲解朱子学,并翻译出版《六谕衍义》,作为民间的教养读本,以劝善惩恶。

在当时还说还真是奢侈的食物。此外,文左卫门还记录了夜班食用的便当食谱:有干萝卜叶(或茎)汤;炖菜有煮白罗卜、牛蒡、豆腐、蒟蒻、红薯;两条烤鲻鱼(整条烤);凉拌蚬贝;腌菜;酒等,他经常与一起值夜班的同事一起吃吃喝喝。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都是他自己亲手下厨制作的。当时大多数下级武士对下厨嗤之以鼻,在他们的观念中那是女人的活。许多单身武士并不在家自己煮饭吃,或者利用“贿屋”(当时的一种外卖快餐店),或者利用“振卖”(挑着饭菜大街小巷叫卖的小商贩)、“菜屋”(一种专业炖菜饭馆)解决三餐。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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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风气

■ 江户时代的“振卖”。

德川吉宗上台后废除赏赐虚礼,压缩行政开支。享保改革时限制修建寺院,简化佛事,历代将军陵庙也减少费用,并不再新建将军陵庙;发布节俭令,不仅对大名、旗本、武士,而且涉及一般市民、农民,从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加以限制;发布“初物”禁止令,规定36种奢侈品、高价品或新商品不许制造;匡正不良风气,严禁情死,情死而未死者罚为罪人;禁止私娼、艺妓、混浴;禁止赌博、破戒僧;禁止色情书刊和色情戏剧。改革同时规定了可进入武士家内查赌。

总的来说,大多数下级武士经济状况不佳,常常需要缩衣节食。不过,中下级武士穷是穷,但他们住的房子较其他阶级的平民要大得多,连年收30石的下级武士也能住在100平左右带院子的房子里,因此大多数中下级武士也和旗本一样,在自家院里种菜,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早上通常吃泡饭加腌菜,中午吃汤泡饭加腌菜,晚上吃茶泡饭加腌菜,上级武士才有豆腐、炖菜、(价格便宜的)鱼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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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奇葩的饮食禁忌

救济武士

在武士社会,上至将军下至下级武士有许多麻烦的饮食禁忌,他们在大多数场合下能够遵守,但凡事都有例外,有少数武士也敢挑战这些禁忌,这其中的故事相当有趣。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町人的财富日益增长,而武士阶级则越来越贫困。武士不得不向町人借债,由此经常发生债务纠纷,而这有损于领主的体面。因此,救济武士,打击町人,成为德川幕府中后期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德川吉宗发布新令,停止“金银出入之公事”,规定凡是有关金银债务的诉讼,幕府一律不过问,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这虽不否定债权,但町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当事人协商显然不利于町人。这个法令为武士赖债开辟了方便之门。享保九年(1724年),幕府批准扎差(金融业者)建立株仲间,统一规定利率,最高不得超过15%。

1、武士讨厌金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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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日本人不称金枪鱼为“マグロ”而称为“シビ”。据江户时代初期的《庆长见闻集》一书记载,“误把シビ的叫卖声听成了“死日”,自以为不吉利。”对于以战斗作为生存意义的武士而言,“死”是最让他们忌讳的文字。

不过,江户中期以后,金枪鱼的称呼以“マグロ”为主,再加上酱酒的普及,武士们也没有了这个禁忌,和平民一样大快朵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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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种鱼因为不同的名称而避讳,虽然极不自由,但武士更看重的是一个好的兆头。

2、不吃窝斑鰶

窝斑鰶是一种体长15厘米左右的海鱼,在日本,对此鱼的不同生长阶级有不同的称呼,其中长到7~10厘米时称为“コハダ”,最终阶段称为“コノシロ”。在江户时代,以“コハダ”制作的“コハダ寿司”在花柳界人气极高,不过,不论是“コハダ”还是“コノシロ”,武士们一律拒绝。“コノシロ”与“この城”同音,“この城”又指自己所属藩的城堡,在武士看来,怎么能吃自己的城堡呢?因此,对于这种鱼,他们的内心是抗拒的。另外,日本人还称这种鱼为“腹切鱼”,是那些被命切腹的武士最后吃到的食物。照这样来看,这种鱼的名字还真是不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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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斑鰶的幼鱼做成的握寿司,这可是高级寿司。

3、危险的诱惑——河豚

保护主公是武士的本分,为此他们要战斗到底,甚至牺牲生命。这样的武士若是因为吃了河豚而送命,那将是莫大的耻辱。可是,河豚太美味,“想吃,又不舍”(《毛吹草》),因为河豚含有剧毒。话虽如此,仍有人敌不过河豚的美味,大胆涉险。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样的川柳(江户中期之后流行的没有终助词的口头短诗):大名的不足是河豚的美味。按规定,大名禁止吃河豚,若因为吃河豚被毒死,名下藩将有废除之险。此外,明知有毒仍冒险去品尝美味就如同通奸,于是,又诞生了这样的川柳:河豚的美味等同于通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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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豚含有剧毒,一旦中毒极有可能身亡,但其肉质鲜美,仍让许多人冒险一试。武士的身份越高,越容易买到河豚,但高级武士却被明令禁止吃河豚,真是讽刺呀。

4、武士喜欢“刺身”的原因

日本料理尤为重视食材的天然味道,将鲜鱼肉切成适宜进食大小的“刺身”就是最佳象征。“刺身”其实是武士用语,他们忌讳“切”,所以改用“刺”。有些地方还称为“作身”或“御作”,不管哪一种都不会使用“切”。在古书中也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除了上面的例子,还称作“差身”、“差味”、“指身”、“打身”等等。

到了江户后期,江户的城下町出现了“刺身屋”,用金枪鱼和鲣鱼等作为食材,深受市民的欢迎,武士们也经常到“刺身屋”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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