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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双螺旋,印度圣人竟呼吁英国邀请纳粹来

原标题:印度圣人竟呼吁英国邀请纳粹来占领,丘吉尔:真该让大象踩死他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香港,并继续挥军南下。当时的日军在亚洲战场上是无法阻挡的存在,即使是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的军队,在遭遇日军后也一触即溃,英联邦军队扔掉武器落荒而逃,被日军追了一路,死伤惨不忍睹。1942年初,英军在缅甸战役惨败,日本与缅甸达成协议,缅甸沦陷。

1982年的第55届奥斯卡颁奖仪式上,英国影片《甘地》斩获了8项大奖,风光无限。当然,这个结果似乎是不难预料的,影片的主人公,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被人们尊称为“圣雄”,他的思想至今也启蒙着迷茫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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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词曰“盖棺定论”,历史很容易给人物定型,如果对其不深入了解,恐怕很容易获得一个脸谱化的印象。历史上就有许多被脸谱化了的著名人物,我们常常给他们贴上“伟大”的标签,实际上他们也许不但没有那么完美,反而争议很大。说到这样的人物,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被印度人尊为“圣人”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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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世人们顶礼膜拜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同样作为历史大人物的不少人就对甘地嗤之以鼻,曾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就直言:“真该让大象踩死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甘地与丘吉尔:命运的双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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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军在战场上可谓是非常得意,而英国在远东最大的一块移民地印度则面临被攻破的危险。其实,当时印度的局势也是非常复杂,虽然处于英军的控制下,但印度人并不老实。早在1757年,印度就成了大英帝国殖民地。在之后近两个世纪里,印度人没少作乱,想要争取独立。1939年9月3日,作为英联邦的一部分,印度又“被代表”向德国宣战,这更让印度人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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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与丘吉尔:抗争与妥协的政治史诗》,[美]阿瑟·赫尔曼著,刘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11月第一版,148.00元

如今,无论在任何一份影响世界的历史人物排名中,甘地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他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更是被视为带领印度人民取得国家独立的精神支撑。不少人提到甘地,总能自然而然地想到“圣雄”这个听上去很有排面的称号,然而实际上不少同样伟大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可谓是存在极大争议。

此时的印度国内有不少反抗英国的组织,其中我们熟悉的印度圣雄甘地则是非暴力不抵抗运动的领袖。他发表演说,称“英国无权替印度人民做出决定”,声称要争取完全的自由。在甘地的呼吁下,印度的几个大党派都拒绝与英国展开任何方式的合作,这让英国人非常头疼。不过,眼看日军临近,甘地突然改口说要“保留回旋的余地”,让英国适度放宽对印度的管辖,支持印度独立,这样印度人民才有动力帮助英军抗日。

甘地出生在一个印度教家庭,出过国留过洋,深受宗教影响,后来将《圣经》与《古兰经》两种宗教文化中的中的仁爱思想揉在一起,变形为“非暴力不抵抗”理论,他还用此理论来指导国大党,将“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推到了高潮。围绕着甘地和他独一无二的思想,国大党在印度国内获得了超凡的影响力,对印度独立运动起到了无法替代的推动作用。然而,虽然“日不落帝国”早已巅峰不再,但印度人一直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达到目的,直到二战的爆发让他们看到了契机。

世人皆暴虐。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这句话成为圣雄甘地人生旅途的最终注脚:一生追求非暴力自治理想的甘地死在了狂热的印度教徒古德斯枪下,并且他死后印巴分治造成的冲突愈演愈烈,成为20世纪一幕惨痛的悲剧。

最看不惯甘地的,恐怕就要数丘吉尔了。丘吉尔对甘地做出如下评价:“他曾是一个妨害治安的律师,现在在东方作出苦行僧的样子,半裸着在总督府前游行,却意外出名了。”1942年,丘吉尔更是咬牙切齿地说:“我希望他(甘地)被捆在新德里的城门下,然后新总督骑上大象踩过他的身体。”美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尔格也曾公开批评甘地无论目的还是主张都是“反人类”的,那么甘地究竟做了什么,如此拉仇恨呢?我们从二战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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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偷袭珍珠港,第二天占领香港,兵锋直指东南亚。在极短的时间里,日军就将美英等国的远东部队打得落花流水,1942年初,英联邦部队遭遇缅甸战役失利,狼狈地丢掉一切装备和物资逃往印度,减员率超过了50%。不过,经过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营,印度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帝国中最稳固的根据地之一,日军也很难再短时间内将其攻占。眼看两者陷入拉锯战,印度人却从中看到了希望。

让白厅都相形见绌的布莱尼姆宫象征着丘吉尔不可逃避的贵族出身,他毕生所追求的维多利亚时代那种阶级有序、永恒不变的安全感也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烟消云散,美苏执牛耳,第三世界崛起,“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粮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的昔日荣光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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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英国人早就烦透了甘地了,首相丘吉尔则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甘地的反感,称其“半裸身子在总督府前游行,却意外出名了”。因此,甘地越来越高的声望招致的是残酷的打压。为了缓解局势,中国高层还专门访问印度,劝双方不计前嫌;美国也是不断施压,希望两者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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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20世纪伟人之间的争斗、纠葛如同英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纠缠不休的历史一样漫长跌宕,他们都曾满怀理想构建心中想象的世界,都曾遭遇过无数的挫折和失败的岁月,达到过权力和荣誉的顶峰,他们的目光都投向了昨日的世界但目送我们走向未来。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便挥师南下,以中国香港为跳板向老牌殖民帝国的势力范围马来亚地区发起进攻。武器装备齐全、人数占优的英联邦军队居然一触即溃,甚至不惜扔掉武器落荒而逃;日军紧追不舍,一路追杀。1942年初,英军输掉了缅甸战役,缅甸方面与日军达成协议,缅甸宣告沦陷。此时的日本在战场上可谓是春风得意,印度则面临着巨大威胁。

这些来自盟友的压力奏效了,不过,当英国与印度双方开始谈判时,甘地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要求让英国人彻底退出印度,印度人民则会通过自己的力量抵抗日军。大家都知道,二战时的印度人战斗力非常可笑,印度又不是什么强国,靠啥跟日军打呢?圣人甘地给出的方式非常奇特:他让印度人放下枪,拿起刀,成排地冲向日军。他坚信,等到印度人尸积如山时,日军士兵心里肯定会滋生出一股沉重的罪恶感。这股罪恶感会压垮敌人,从而当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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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阿瑟·赫尔曼在其著作《丘吉尔与甘地》选用两者人生中重要的节点并相互穿插为我们讲述了世人眼中并不常见的甘地与丘吉尔。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之前被攻陷的缅甸还是接下来首当其冲的印度,其实对日军来犯都不太抵触。相反,这些国家迫切希望借助外力摆脱殖民统治,而日军的进攻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样的矛盾在印度尤为激烈。从1757年开始,英国就在印度搞殖民,之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印度人一直在与英国殖民者作斗争。1939年9月3日,印度作为英联邦成员,又自动同轴心国宣战,这样“被代表”让印度人更是感到十分不满,也因此爆发了不少反抗示威活动。

甘地越想越觉得可行,1942年7月6日,国大党在瓦尔达举行会议,甘地在会上起草决议,向英国方面发出最后通牒:尽快退出印度,否则国大党将不惜一切代价,通过非暴力的力量达到目的。英国人自然当一个笑话看,根本不理睬。1942年8月8日,甘地又在孟买发表讲话,呼吁民众“行动起来,共同解救印度”。

原来,早在二战爆发初期,印度作为英联邦成员就自动向德国、意大利等国宣战,这引起了印度人的不满。甘地高呼“英国人无权为印度做决定”,呼吁印度各党派和人民联合起来抗争。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独立免不了要打仗,有趣的是,甘地似乎并不太为这个问题而操心。他频繁地在印度各处做演讲,很快便被英国当局“重视”起来。

不那么圣洁的圣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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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认为有美国方面的压力,还有人民的支持,英国肯定会做出一定让步,谁知他讲完话还不到1个小时就被英国人逮捕了。在狱中,甘地先是不断抗议,1943年2月,他开始绝食,只靠喝盐水维生。谁知英国人一点都不怕,还为他准备了一口上好的棺材。甘地非常失望,他重新开始进食,并决定在狱中度过晚年。

最初,甘地声称要“取得完全的自由”,还号召印度各大党派都不要同英国合作。然而当日军临近时,他又改口称“要保留回旋的余地”,让英国适度放宽对印度的管辖,支持印度独立,这样印度人民才有动力帮助英军抗日。 然而当英国当真耐着性子做到谈判桌上后,甘地又临时加价,要英国人带着部队离开印度。此举弄得丘吉尔大发雷霆,他竟毫不顾忌国际影响大骂:“我希望他被捆在新德里的城门下,然后新总督骑上大象踩过他的身体。”

甘地在公众眼中的符号化形象是身着土布的赤脚圣僧形象,他道德高尚,博爱仁慈,在被极端印度教徒古德斯刺杀后,这种殉道的意味更加深了甘地头上的圣雄光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在我们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在政界他是唯一一位代表更高级别人类关系的政治家。”小说家赛珍珠认为,甘地遇刺的重要意义足以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相提并论。

二战爆发后,印度国内反英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其中以甘地及他的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最具影响力。宣战不久后,甘地就发表演说,称“英国无权替印度人民做出决定”,印度人应该争取完全的自由。这番言论引起全国上下共鸣,印度几大党派都拒绝向英国妥协,不与英国做任何形式的合作。为此,英国当局将甘地视为眼中钉,而值得玩味的是,缅甸战役后,一直强硬无比的甘地突然改口,声称“应当保留回旋的余地”,给英国征服开出条件,放宽对印度的管辖,支持印度独立,以换取印度人民对英军抗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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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甘地的人生历程并不仅仅是“圣雄”这样一个面向,在丘吉尔看来,甘地是一个邪恶的托钵僧,是现代文明的破坏者,甚至在甘地被刺杀后,他都没有表示一点遗憾之情,他把甘地视为自己一生的宿敌。印度总督韦维尔也对甘地“厌恶至极”,这么极端的观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处于敌对双方的状态。

在丘吉尔看来,甘地此番举动简直就是趁火打劫,坐地起价,不但没有理睬,反而采取强硬手段进行打压。眼看双方矛盾有升级的态势,盟友们纷纷站出来劝阻,为了缓解局势,蒋介石还专门访问印度,称大敌当前,劝双方要冰释前嫌;美国也是暗中施压,最终将双方推到谈判桌前。

1944年4月,狱中的甘地患重病。丘吉尔担心他在胜利前会死在狱中,这样会引来印度民众强烈的仇视态度,到时候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将会非常棘手。因此,1944年5月6日,甘地被释放,他立刻又成为了印度解放运动的灵魂人物。如今,甘地在所有世界伟大人物的排名中都名列前茅,笔者并非说甘地名不副实,但他在二战中的提议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或许正是因为思想与众不同,才是他成为圣雄、被印度人民顶礼膜拜的原因吧。

我们退一万步讲,就算当年甘地真的在谈判桌上实现了印度的独立,把英国赶出印度,印度人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捍卫这份自由吗?甘地拿出了他自己主张。大家都知道,二战时的印度人战斗力非常可笑,印度又不是什么强国,靠啥跟日军打呢?圣人甘地给出的方式非常奇特:他呼吁印度人放下枪,拿起刀,一排接一排地冲向日军。他坚信,等到印度人尸积如山时,日军士兵心里肯定会滋生出一股沉重的罪恶感。这股罪恶感会压垮敌人,从而当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甘地出生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港口城市,早年在英国求学,青年甘地完全是一副接受英式高等教育的绅士做派,他对英国代表的西式文明充满了认可赞叹之情。甚至他对印度古老的文化、宗教、信仰的学习都是他在英国非主流文化圈中进行的,当英国人向他问起《薄伽梵歌》的时候,他回答“我深感惭愧,因为对这本圣典诗集,我既没有读过梵文版的,也没有看过古吉拉特语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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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话可是一呼百应,这大概让他越想越觉得可行,1942年7月6日,国大党在瓦尔达举行会议,甘地在会上起草决议,向英国方面发出最后通牒:尽快退出印度,否则国大党将不惜一切代价,通过非暴力的力量达到目的。英国人也不急着表态,冷冷地等着看笑话。1942年8月8日,甘地又在孟买发表讲话,呼吁民众“行动起来,共同解救印度”。

学成归国后他因商业官司前往南非从事律师职业。在那儿,甘地受到了白人严重的歧视。一天他乘车前往比勒陀利亚的时候,因为乘坐了头等车厢而被铁路官员要求去货车车厢,甘地不从,结果被乘警赶下火车扔在了午夜的站台上。南非的残酷现实让甘地意识到他的肤色和种族在白人社会中就是低人一等的。

可以说这个过程中,英国人全程黑着脸,强行耐着性子,谁知在谈判当天,甘地再次加价。他要求英军要立刻撤走,印度人民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对付日军。我们暂且不论甘地的迷之自信从何而来,二战中印度军队的战斗力有目共睹,部分印度军队被编入德国国防军,因为表现太懒散,数任长官含羞辞职;即便是披上党卫军军装,印度士兵照样我行我素,各种未战先逃。隆美尔在法国检阅印度步兵团的过程中,当着印度人的面都忍不住露出嘲笑。二战末期,德军一次军事会议上,印度部队极低的伤亡引起了高层注意,追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印度人避免战损的绝招就是逃跑避战,领导们听后气得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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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愤怒的不只是种族歧视,而是他受到不公待遇就好像他的教育背景和职业地位都一文不值。潜台词似乎就是,如果我是一名低贱的印度苦力的话,我的愤怒就会降低一个等级,我应该忍受这种地位。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不会对甘地日后的一些言论感到奇怪。

那么,甘地打算依靠什么击退日军呢?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甘地呼吁印度人放下枪,拿起刀,排成排向日军发动冲锋。他相信当印度人的尸体堆成山时,日军官兵一定会从心底滋生出一种沉重的罪恶感,这会压垮敌人,从而使日军当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还不算,甘地还给犹太人支招,让犹太人集体自杀,那样才会让德国人感受到纳粹的罪恶。

甘地原以为有美国方面的默许,加上数量庞大的印度人民的支持,英国一定会不堪压力做出让步,谁知他讲完话还不到1个小时就被英国人逮捕了。在狱中,甘地先是不断抗议,1943年2月,他开始绝食,只靠喝盐水维生。谁知英国人一点都不怕,还为他准备了一口上好的棺材。甘地非常失望,他重新开始进食,并决定在狱中度过晚年。

布尔战争后,为了争取英国政府改善印度人的状况,甘地在自己控制的《印度舆论》上说“督促建立一种新秩序,即白人与印度人共同协作、共同管理南非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我们深信,我们和白人一样相信种族的纯洁性,我认为黑人和印度人不应该被迫生活在约翰内斯堡的同一郊区里,这对于印度人来说是极不公正的”。这样的言论放在今天就是毫无争议的种族主义者,因此赫尔曼认为“实际上,甘地在《印度舆论》上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在推广不同种族应该使用不同的设施,这使得他成了种族隔离政策的早期缔造者”。那时的甘地只在乎印度人是否受到了和白人一样的待遇,这已经暗示了甘地种族主义者的立场。甘地研究专家詹姆斯·亨特认为“他这种用种族定义身份的重要意识将会对他如何看待印度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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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盟军已然扭转战局,节节胜利,但丘吉尔却遇到了一个糟心事儿:甘地突然在狱中患病,而且病情骤然加重。丘吉尔担心甘地在胜利来临前就死在狱中会带来无法收场的结果,最终直接危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因此思前想后,当局还是在5月6日将甘地“赶出”了监狱。这段牢狱生涯显然将甘地的地位又抬升了一个层次,他也直接成为了印度人民心中的“圣人”。然而客观地讲,虽然“圣雄”的名头叫得震天响,甘地的主张却真的是难以奉承。

甘地在南非的斗争经历为其日后在印度领导非暴力不抵抗运动积累了宝贵的政治资本和经验。南非一次次的失败和英国政府的推搪让甘地忍无可忍,他开始思考新的力量源泉,托尔斯泰、卢梭、卡彭特等人的思想给了他启发,他的思想开始转变,他认为“统治印度的不是英国,而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通过铁路、电报、电话等方式对印度加以控制”。他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是全方位的,从科学、机械到军队,从议会到法律等各方面。

当德军在英国狂轰滥炸时,丘吉尔到处发表演讲,号召英国人民要团结起来抵抗纳粹,甘地又发表神论,他称:“你们可以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意征服你们的国家,征服你们被称作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跨上你们美丽的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让他们任意占领吧,但你们决不可丧失心志。”这话让丘吉尔气得冒烟。意大利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时,甘地也曾发表过类似言论,他敦促埃塞俄比亚人民要“任人宰割”,这样比反抗的效果要大。甘地大对法国人投降的行为大加赞赏,称他们“接受不可避免的结果,拒绝做一场愚蠢的屠杀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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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极端的观点在近代被殖民国家中屡见不鲜,为了谋求政治上的独立而对曾经向往的西方文明“不屑一顾”甚至“刀剑相加”。

客观地说,甘地有些语句还是有点道理的,但以上大多言论听起来还是相当奇葩。从1942年中开始,甘地的影响力开始发酵,7月6日,国大党在瓦尔达举行会议,甘地在会上起草,向英国方面发出通牒:赶快从印度撤走,否则印度人民将用非暴力的手段达到目的。甘地原以为在印度人民日渐强烈的抵抗情绪和各方的压力下,英国当局会选择妥协,谁知当他在8月8日演讲结束后却遭到逮捕。1943年2月,甘地宣布要以绝食做抗争,只靠喝盐水维生。英国当局一听,立刻准备了一口上等棺木;甘地对此表示失望,随即开始恢复进食。1944年4月,甘地在狱中重病。丘吉尔担心甘地死在监狱里会让结果难以收场,最终于5月6日将甘地释放。

值得一提的是,甘地曾呼吁英国人效仿法国一样放弃抵抗,甚至要“邀请德军统治他们的国家”。不过这样奇葩的言论并没有影响甘地的地位,如今,有关世界伟人的榜单中,甘地一直都是名列前茅。能够混到这份儿上,他一定有其独特的过人之处,也许只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以平凡的境界难以理解罢了。

1912年,甘地在南非送别国大党领袖戈卡莱的时候,第一次穿上了印度的传统服装,日后这个形象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新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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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在叙述甘地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甘地在送走戈卡莱上岸后,他看到四周那些蹲坐在他周围的印度移民而怒火中烧,这些印度移民衣衫褴褛,带着破烂不堪的行李,一些人居然就在码头方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同胞太无耻了!”甘地认为,由于他们身体上和道德上存在弱点,再加上令人恶心的生活习惯,我们必然会遭到白人的鄙夷。这一刻的甘地有一种文化自责的色彩,而以后几乎就再没出现过。这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甘地从西化精英转向民族立场的过渡阶段,当甘地需要领导贫穷落后的印度走向独立时,他就不能过度批评印度的种种不是。

如今,人们对甘地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甘地无愧为伟大,他的主张至今仍给数不清的人带来影响和启迪,这就足以说明一切;也有人认为,甘地的名气远大于其影响,就拿印度独立这件事来说,完全是因为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力降低造成的。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并非甘地的功劳。笔者认为,甘地在二战中的不少言论确实有些奇葩,我们难以理解;但世上奇葩之人数不胜数,能混到甘地这种程度,被世人尊为“圣雄”,必有其过人之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甘地在印度领导的运动以非暴力著称。虽然是这样的命名,甘地却认为“非暴力抵抗运动本身就要求参与者具备军人气质,甚至认为只有敢杀生的人才有胆量进行非暴力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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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宗教现实让甘地必须选择一条宗教性的解放道路,但是这不可避免地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因为印度是多宗教国家,各种宗教势力和矛盾错综复杂。和英国人斗争的时候,大家可以摒弃偏见携手对外,英国人一旦退出,宗教实力争斗导致的内乱就很难避免了。这其中要提到的人物就是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真纳和贱民的代表阿姆倍加尔博士,一个指向教外冲突,一个指向教内反抗。在印度自治成为既定事实之后,英国人无法给穆斯林提供保护,因此真纳无法接受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国大党成为印度的领导者,于是要求建立巴基斯坦独立自治。贱民问题所展示的就是印度教的种姓问题,贱民的地位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甘地本人对贱民持友好态度,因此高层正统印度教徒极端反感甘地对贱民的友好态度,但1932年甘地拒绝英国推行的《公民激励计划》让贱民群体对甘地非常不满,因为甘地认为贱民的问题需要印度教徒自己解决,英国人不能插手。

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加速了英国人退出印度的步伐。在胜利的最后关头,各大势力开始攫取独立的果实,谁将成为英国人的继任者?这场权力之争的大幕即将拉开,主角是尼赫鲁和真纳,作为精神领袖的甘地对时局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时任印度总督韦维尔提出了一个复杂怪异的三层管理体系,想把印度的所有群体都涵盖进去。穆斯林和国大党首次达成一致,但是甘地的固执己见让这最后的和解尝试化为泡影,他不赞成英国提出的计划,“因为根据该计划,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将拥有平等的宪法基础”,持有这样的观点原因在于他始终认为“英国人打造的宪法是不会发挥作用的,印度人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后,印巴分治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无疑,甘地通过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抵制各种法律的事实,加速了印度的独立,“同时也在印度社会中酿成了一种无视社会秩序的氛围,所推崇的是一种无所顾忌且激进好战的情绪”。当宗教冲突已经失控的时候,甘地呼吁和平的声音在这时看起来是如此微弱和为时已晚。

保守怀旧的丘吉尔

丘吉尔在公众心目中最经典的形象莫过于嘴叼烟斗,发表“热血,汗水和眼泪”等鼓舞士气的演说,领导英国人民击败纳粹德国的坚韧政治家形象。但丘吉尔的人生历程和思想立场远比这要复杂。

丘吉尔的家族在英国威名显赫,其祖上约翰·丘吉尔是大名鼎鼎的马尔伯勒一世公爵,曾替英国赢得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但到了他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

温斯顿早年的学校生活是一团糟,在父亲的“鼓励”下报考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第三次才勉强通过。伦道夫曾出任印度总督,面对印度严峻的现实,“慢慢意识到,他的工作就是确保不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从一个自称的改革者转型为一个走强硬路线的保守分子”。温斯顿·丘吉尔日后的态度如出一辙:“失去印度对我们而言近乎丧命。”

在军事院校毕业后丘吉尔参加过两次战争,一次是1897年印度马拉坎战役,另一次是1899年的南非英布战争。这两次发生在殖民地的战争让丘吉尔深刻意识到殖民地对于英国的重要性,并且加深了他那种西方文明的优越感,他认为“英国不但为印度引入了一个开明的政府,而且引入了法律和秩序,还提倡尊重财产、尊重劳动果实……”并且在孟买和印度南部爆发造成近70000人死亡的瘟疫时,他颇具马尔萨斯风格地评论道:“大自然用她自己的方式控制人口,看到多余的几百万人被毁灭,哲学家不应该为之所动,因为他们的生命注定没有幸福可言。”这样冷酷无情的言论展示了丘吉尔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者的立场,这样的立场植根于他人生的政治基石——以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为最高准则。

因为这样的立场,二战时为对抗纳粹他可以和他极端厌恶的苏联合作,同样因为英属殖民地的问题,他可以和罗斯福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威胁要辞去英国首相。

丘吉尔经常以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罗马帝国比拟大英帝国,他认为大英帝国和书中的罗马帝国非常相似,“长期的和平”就像毒素一般缓慢而又不为人知地损害了罗马帝国的命脉,逐渐消耗了为了维持帝国稳定所必需的“对独立的热爱、国家的荣誉感、自身警惕性……以及发号施令的习惯”,大英帝国也处于这个危险的阶段了。丘吉尔对西方文明的自信使他对英国肩负教化使命深信不疑,这也是丘吉尔极端反感甘地的重要原因,因为甘地不接受西方标准的科学、法律和文明,也就否定了丘吉尔认定的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

这样在今天看起来“政治极其不正确”的立场在某些情况下却是一股“难得的清流”。一战期间,因为丘吉尔的决策导致达达尼尔海峡行动惨败,丘吉尔经历了政治上重大打击。一战后的英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变,经济恢复缓慢,社会关系日益紧张,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价值观似乎一去不复返,一切都没有底线可言。社会主义、纳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挑战主流社会的思潮此起彼伏。在20年代重回政坛时,他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保守分子,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他发现自己已经从无所畏惧且领先于时代潮流的人变成了一个坚定落后于时代的人。这反而不是什么坏消息,正是由于丘吉尔保守的态度,对西方文明传统价值的认可,才会坚持住一些被称为“常识”的东西,这在那个“极端的年代”尤为珍贵。正是依靠这些,丘吉尔在得以在二战中坚持己见,领导了英国抵抗纳粹德国的进攻并最终获得胜利。

他们势如水火,却又惊人一致

自17世纪英国人第一次踏上古老印度的西海岸,这座日后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就和英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漫长的殖民统治既给印度留下伤疤也留下遗产,英国的文化、政治体制、军队建制甚至语言等均对印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印度仍然留在英联邦之中,在英国的非白人种族中,印度裔人口是目前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选择前往英国留学和工作的印度人不在少数,曾经的殖民纽带为这些打开了方便之门。

但印度的情感又是复杂的,一方面现实的需要让他们必须接受英国的遗产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因为遭受入侵而感到屈辱和愤懑。在这两种复杂情绪交错中,印度日渐崛起。

回到本文的主人公,难以想象互为对手数十年的甘地和丘吉尔在一生中只见过一次面,他们看起来势如水火,在大部分的时候像螺旋一样没有交集,但是他们在某些方面是惊人的一致。甘地面对曾经向往的西方文明屡屡碰壁之后,决定在印度传统的文化中寻求印度的救赎之道,并且通过这样的办法赶走了英国殖民者,但他无法靠非暴力和手纺车再领导印度往前一步了。丘吉尔则执迷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和价值观念,在新的世界格局里重现大英帝国旧日的荣光,但那毕竟是昨日的世界了。他们都意志坚强,性格强硬,充满勇气,但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仅仅依赖意志力,根本无法改变世人看待世界的角度,更无法改变世人对世界做出的种种反应。

但是他们给后世以巨大启迪,他们对于个人的影响力能达到何种地步立下了难以逾越的标杆,他们都推动着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向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前进,他们坚守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和奋斗精神是一笔永恒的遗产,我们不应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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