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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怎样研究大战

原标题:易评估:重读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好的净评估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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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复杂性理论视角解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间:2015-04-28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本文字数:9361字 图片 2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过“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①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也都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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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研究不同定语的不同战争规律,目的是寻找适合自己指导战争的规律。

  复杂性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它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尽量避免简单地将复杂事物分成各个部分进行孤立的还原论范式研究,而应尽可能采取整体性思维,充分考虑事物的整体与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充分考虑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等多种情况,体现出明显的非线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关系思维和过程思维等特点。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时间内无视这种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
  “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呢?他依然用事实来作回答: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
  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他的论述,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说明他的思想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易评估:好的净评估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方法

如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自己好划分好范围圈。

  1936年毛泽东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下称《战略》)一书。全书4万多字,对战争规律、战争目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的战略战术进行了系统阐述。虽然写此书时距离他写作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但书中所蕴含的军事和哲学思想已经非常丰富,尤其暗合了当代复杂性理论。虽然受当时各种条件所限制,毛泽东当时不可能明确地提出复杂性理论的一些方法论观点,但今天重读《战略》一书,可以发现毛泽东当时确实熟练运用了整体性原则、动态发展性原则、初值依赖性原则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原则等等方式方法,暗合了当代复杂性理论的一些观点。本文将试着从复杂性理论视角对《战略》一书进行解读。

  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③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在经过长时间准备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略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也是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场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激烈地进行着。瓦窑堡会议后,李德又不同意会议通过的东进的军事战略方针。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充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以反对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且说“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④生怕把苏联牵进到军事冲突中去。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其实又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更是不适宜的。毛泽东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这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开会时,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并且作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⑤这件事,也促使他下决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来写这本书。
  毛泽东对这件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还研读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他后来多次讲到:在遵义会议时,有人说我打仗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倒是到了陕北后才读了这本书。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理论问题。
  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由来。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他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
  他又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自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正是从这些特点,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验,并且就九个问题作了说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他写道:“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在“战略退却”中,他写道:“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在“集中兵力问题”中,他写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他还着重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运动战”中,他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在“歼灭战”中,他写道:“‘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样才能学会正确地指导战争?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他所说的“用心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军事家正确地指导战争时的整个认识过程: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在这里叙述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已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而具有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它同以后《实践论》中的论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特色。中国革命战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行的。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他说:“拿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能斗力,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吃饭。”“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⑥

——重读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体会

成功者说,一般战争规律;

  一、系统整体性原则:“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

  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⑦
  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⑧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安由红军接管。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约一万二千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二千六百多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⑨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⑩《实践论》就是以认识与实践的正确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出发,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动力,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因此,“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那末,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毛泽东说:人的认识过程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认识的理性阶段。前者只解决现象问题,后者才解决本质问题。“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⑾
  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违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开始于实践,否认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他们总是从书本出发,忽视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生吞活剥地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去指导革命。经验主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而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们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
  《实践论》提出: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完结,它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又是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一个飞跃。理论之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不能由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要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纠正其不完全性和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如果人们从社会实践中得到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推移到理性认识,造成某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用来指导实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在《实践论》结束时这样写道: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⑿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写道:“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⒀他的另一篇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就是着重阐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矛盾论》一开始就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人们不仅以其对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而且还以其对世界发展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大阵营。形而上学宇宙观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其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相反,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得出结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是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开始的。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文章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看,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结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对事物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当然,这种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过程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为次要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他又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着变化。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说明在领导革命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际情况变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会随之变化,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
  《矛盾论》还进而论述了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立面的同一性有两重意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他又指出: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是说处于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自始至终进行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并且促进这一事物向他一事物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篇论文又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原由,为延安整风,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了重要准备。

毫无疑问,毛泽东同志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是研究战争与战略问题的,而且“含金量”非常之高,其中“战争”一词出现272次之多,而“战略”一词也出现了126次。如果我仅仅这样说开去,那就无异于废话了。在此我想说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顶天立地、浩罕无垠,以我所学未能及其中之万一,重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我更加深切地感到,这篇著作就是美国净评估的源泉,就是净评估的基础理论、核心理论、经典理论。其实,对此我已在不同场合从多个角度论证和表达过,但是在“9.9”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还要系统地再说一回。这篇著作第一章开宗明义“如何研究战争”,在结尾之处又明确讲到“以上是我们的方法”。而这“方法”一词,在该章竟出现了9次(通篇14次)之多。什么方法呢?我以为就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方法,因为其中“打胜仗”、“大胜仗”、“胜仗”等词语仅在该章就出现了9次(通篇18次)之多,而相应的“打败仗”和“败仗”等词语亦出现了9次(通篇14次)。换言之,这篇著作主要解决的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方法问题。众所周知,净评估是美国、美军保持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利器,并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受到热捧,似乎高不可攀。然而,它却是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某些部分进行结构化、规范化、工程化的“美国式表达”。表达的好坏,那是另一回事了。但是照此推理下去,理想状态的净评估,应该就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方法了。为此,我从以下两个方面谈点个人体会。

同业者说,行业战争规律;

  复杂性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理论群,从20世纪60年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到70年代的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学和分形学等一系列系统自组织理论,即复杂性科学,它囊括了所有运用复杂性意识和系统思维范式来考虑问题的理论形态,这种理论也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在研究复杂性的大军中,中国学界的队伍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尤以钱学森为核心的研究集体及其外围追随者著称,是谓复杂性研究中的中国学派。”[1]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④ 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3月26日。
  ⑥ 陈毅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5月1日。
  ⑦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11、312页。
  ⑧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7、68页。
  ⑨ 郭化若:《学习与回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1页。
  ⑩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9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4、285、290、291页。
  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2—297页。
  ⒀《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6页。

一、净评估概念的理论源泉或根基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自己说,着眼于自身特点与着眼于自身发展的规律。

  钱学森认为,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巨系统,以这种大量的复杂巨系统为子系统而组成一个更大的复杂巨系统就是社会[2]199.套用钱学森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方法论分析,战争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是社会矛盾的最集中体现。战争以其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构成了一种复杂巨系统,而中国革命战争,由于处于国际国内各种势力的角逐场之中,掺杂着革命队伍内外各种思想的碰撞融合,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超级复杂巨系统。

或者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净评估的基础理论、核心理论和经典理论,就是净评估之“名”与“实”的直接来源。早在研习净评估之初,我就发现了这一现象。后来有领导和同事建议我在美国净评估的“中国化”问题上多下功夫,更加激起了我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当然,在内部一些场合小范围讨论时,也有一些同事和朋友告诫说这样“太牵强附会了”。有的甚至说,美国净评估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南辕北辙”,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有鉴于此,当时我就没有贸然在更大范围传播。但是无论如何,这已成为我最大的心事,总也放之不下,在有意无意中又陆陆续续查证了一些资料,并请教了一些领域专家。后来,我注意到台湾地区学者潘东豫博士在其著作《净评估:全面掌握国家和企业优势》中,明确讲到净评估发展的“七个历史期”,特别是涉及到马列的辩证法,而美国相关净评估文献和学者亦高度认可净评估的辩证特性。同时,我也注意到在我境内,学界公认军事辩证法发展的代表人物依序是孙武、克劳塞维茨、马克思和毛泽东。在此情况下,我才正式展开了美国净评估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比较研究,并于2013~2014年间,开始非常谨慎地将初步研究成果反映在内部讲课、学术报告和公开文章中。现在看来,虽然个人成长过程中有些道理说也说不清楚,总有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缺失或遗憾,但是已经可以肯定,这个研究方向是正确的。

二、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问题:

  战争问题异常复杂,但也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对战争进行把握,善于抓住决定战争全局的问题,毛泽东堪称这方面的战略策略大师。钱学森评价说:“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从整体上来认识问题,把握它的要害。”[2]184在《战略》一书中,毛泽东写道:“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个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个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3]175在这里,毛泽东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从大到世界小到一次战斗,都适用全局性思维,而全局性思维关注的有横向的各不同方面情况和纵向的各时间段情况。他认为:“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3]175毛泽东多次强调:

(一)净评估之“名”与“实”均出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为什么要研究全局,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研究全局战略指导规律,是战略学任务,研究局部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3]176考察战争形式,发现战争规律,必须从全局性意识出发,“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3]176,即对战争这个大系统内的各个小系统进行通盘考虑,不断优化,为战争胜利的大局服务。

现在来看,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通篇讲到的理论无不与净评估密切相关,我们可以从众多角度和层次去比较和研究。我这里仅仅要说的是,其中一段精彩论断,最为集中地阐述了净评估的“名”与“实”。即:“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相关内容及内涵,在他后续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还有更进一步的精辟阐释,并在《论持久战》中作了非常经典的运用。我少时也曾读过几遍,但并不了解其中之深意。比较研究之后突然发现,美国净评估不过是其“冰山一角”,美国人恰似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2、全局与局部辩证关系:

  全局性思想也就是整体性思维模式,即把研究对象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而不是仅仅考察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当代复杂性理论认为,整体功能要大于各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3]175在分析“左”倾观点对于“战略退却”的不理解时,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误意识“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3]212正是从整体性或全局性视角出发,毛泽东概括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概括出了十年革命战争中的14条战略原则和经验教训,揭示出“在持久战中战胜敌人”的根本规律。由于胸中有全局意识,毛泽东不拘泥于死守一城一地,甚至连边区政府延安也能暂时撤出,最终拿一个延安城换取了一个全中国。除了对有形的军事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之外,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人民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毛泽东对无形的统一战线工作也非常重视,从而构筑起了全面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体现了他重视全局性的系统整体性思维特点。

1.“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是美国“净评估”之“净”的来源。美国人基于当时中美关系与“政治正确”考虑,不便直接引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个8个字,或嫌其过长,就在此基础上搞出一个“净”字来,并对“净评估”之“净”作出种种解释、赋予种种内涵,以致于弄巧成拙,而让初涉净评估者不知因由、摸不着头脑。其实事情原本非常简单的,如果说这8个字就是“净”的话,那么“净”主要就是“净化”和“净值”与“精炼”和“提纯”的意思。

          将军赶路,不抓小兔;

  二、初值依赖性原则:局部问题也可能决定全局

我注意到,原空军指挥学院苏恩泽教授在其《战略新宠——净评估》一文中就说:“净评估,即纯评估,是相对‘毛评估’而言的,是除去假象和虚象、挤掉水分之后的评估。”美国学者保罗·布瑞肯(Paul Bracken)在《净评估:一份实践指南》中也说到:“这就像是商业活动的净利润,是把成本从毛收入中扣除以得到净收入。净评估以同样的方法把红、蓝双方的行动都纳入考虑的范围,它得出一个在竞争情势下全面的‘净’评估结果。”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当然,毛泽东所强调的全局性或整体性是不能离开局部而存在的,全局和局部是辩证统一的。在《战略》一书中,他把具有全局性重要地位的局部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有全局性,对全局有着决定意义的局部,这种局部当然决不能忽视,一旦在这种重要关节点上出现失误或失败,一定会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另一种局部看起来并不是太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因为一定条件下,局部和全局都有可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

我还注意到,有据可查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最早(1951年8月31日)组织的净评估活动,就是要评估苏联打击美国本土的“净能力”,其最早(1953年1月31日)的专职净评估机构——特别评价(1955年后改称净评价)子委员会的使命,就是一年一度地评估苏联对美国核袭击可能造成的“净影响”(或影响的净结果)。

        积小胜为大胜;

  复杂性理论认为,战争过程也可以看成是由一个平衡结构向另一个平衡结构发展的过程。隶属于复杂性理论的耗散结构理论有个观点,在非平衡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结构转换是不可避免的,但转换的分叉点或关节点是随机的、偶然的和不确定的,一旦系统在某个分叉点做出了选择,随后的发展便对这个分叉点的选择极其依赖,被称为初值依赖性原则。

不仅如此,最近(2015年9月14日),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的《中美军事计分卡:兵力、地理、力量平衡的变化(1996~2017)》研究报告,其中“净效果”“净收益”“净影响”“净变化”“净结果”“净能力”“净平衡”等词语就有16处之多,足见美国“净评估”源于对“净化”和“净值”的追求,是“旨在得到净结果”的那种评估。

        动一子,满盘皆活。

  中国古语里有个俗语“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西方则形象地称为“蝴蝶效应”,指的是在一个动力系统中,任何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整个系统长期而巨大的连锁反应。作为一种混沌现象,初值条件依赖现象表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因此,“在人类经验中表现出的反复无常似乎是普遍的:预测人类的未来活动,比解释那些已经发生过的现象困难得多”,同时启示人们,要努力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暗示”“预感”或“直觉”等隐藏的条件,当 然,寻 找 和 把 握 住 这 些 条 件 是 “最 困 难的”[4].

对此,台湾地区有学者基于两岸关系与“政治正确”考虑,亦不便直接引用毛泽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话,遂无可奈何地从《四库全书》中搬出“去芜存菁”一词来替代,“意即将一个复杂的命题,透过机会、威胁、优势、弱势的分析评估后,所提炼出来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因素与具体结论。”仅就“净”字而言,应该说大意还是不错的。但是联系整个净评估概念来看,着实差的太远了。至于有的学者借以“举要删芜”来替代,那就差得更远了。

三:重要的障碍是善于学习,目的是通过实践,反复验证,改善我们的认知。

  毛泽东在《战略》一书中的一些分析判断,体现了对当代复杂性理论中描述的初值依赖性原则的应用。毛泽东用比较大的篇幅对全局性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之后,转而指出,全局是依靠局部而独立,全局和局部存在辩证依存的关系,特殊条件作用下,小的局部问题也会成为决定全局的问题。“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3]176在这里,毛泽东并没有固守传统的决定论的线性思维模式,而是从全局性、多元性和均衡性的视角出发,提醒大家不能忽视细小的关节,有些事关全局的非重要关节也至关重要。在系统动态运行过程中需要对各个小的局部问题随时进行适应性关注,以免因小失大,因为在复杂的系统演化过程中,任何一个随机性的事件处理不好,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能会转化为决定全局的大问题。

2.“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净评估方法论的根本主张。对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8个字,毛泽东在这里只是一笔带过并未展开论述,因为在文章的开头他就说了:“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其实,这也是他一贯的主张,学习理解这8个字,需要从他各时期的相关著作中找感觉。

学习难,使用验证更难。做好事情的方法就是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找到其中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在行动中。

  也就是说,一旦做出了选择,事物发展将根据新的条件重新发展出一片全新的天地。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孙中山根据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晚年终于做出了选择“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策略改变,就是这个看似微小的改变,使得大革命进展一帆风顺,貌似强大的北洋军阀政府一触即溃。

我注意到,他早在1930年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就讲到:“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分析方法。”简言之,就是要从现象到本质。七年半之后,他在1937年发表的《实践论》一文中又讲到:“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这就把它上升到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高度。而在随后发表的《矛盾论》中,他又进一步讲到:“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进而又讲到了主客观的一致性问题。

为什么有人打胜仗多?比较好的解决主观与客观实际的相符性问题。也就是侦察、判断、决心和敌人以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不匹配。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使得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3]99.但毛泽东用系统发展的眼光,透过当时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帝国主义之间、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士兵困苦、学生就业无望等社会现象,准确地预测到了革命发展的历史趋势,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3]97.历史的发展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测的那样,尤其是随着日本全面入侵,在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又出现了“西安事变”这个重要的分叉点,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成功地把握了这些初值条件带来的历史机遇,使得革命发展越来越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最终不但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让国内外各种势力都没想到的是,解放战争中,起初弱小的共产党,只用了三年便打败了国民党。

就分析与评估方法来讲,“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所谓“由此及彼”,就是由这一现象联系到那一现象。意思是,分析事物不能孤立地看一种现象,而应把复杂事物联系起来进行全面考察,层层深入。所谓“由表及里”,即认识由浅入深,由了解事物的表面现象到了解事物的本质。“由此及彼”与“由表及里”是紧密关联、互为基础、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或两个方面。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指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著和互相影响著。”强调通过认真地调查与注重研究,准确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把零散的信息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抓住关键、找到规律、看到本质。

做正确的事,把正确的事做正确。指挥员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决心来源于正确判断,正确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观察,和对于材料联贯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侦察手段,将敌方情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下定决心,作出计划。这是指挥员做出战斗计划之前的认知过程。

  三、动态发展性原则:“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我注意到,美国国防部的净评估定义强调其目的是“确认与识别需要高层防务官员注意的问题和机遇”,达此目的他们就必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研究。我感到,从某种意义和程度上讲,净评估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某些部分,如“全局观”、“重心与关键论”、“动态发展说”、“决策周期论”、“战争规律与战略指导规律论”等所作的解读。结合这篇著作来讲,就是对“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8个字的展开。

另外认识分析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不断的刹车检查,不断的验证修订,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改善学习必须具备的一个习惯。

  要赢得战争的胜利,还需要正确地把握战争的规律,因而必须重视对客观情况的把握,这就需要指挥员时刻做到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情况相符合。当然,绝对的主观和客观相符是不可能的,彼此指挥员所获取的信息永远是变动不居的,且滞后于实际情况的,这就需要双方指挥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随时根据时间、地点和具体实际的改变调整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要坚持动态发展性原则。

简单说来,原则一“广域比较”,就是由此一领域到彼一领域,由局部到整体、由整体到局部;原则二“关注态势”,就是由此状态到彼状态、由过去到现在、由现在到未来、由已知到未知;原则三“结合场景”,就是由此条件到彼条件、由此结果到彼结果、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四“确认效能”,就是由输出到输入、由短暂到长远、由此阶段到彼阶段、由此项目到彼项目、由此效能到彼效能;原则五“解析效率”,就是由此方式到彼方式、由此损益到彼损益、由此费用到彼费用;原则六“考察多方”,就是由现实对手到潜在对手、由此方到彼方、由自我到盟友、由我方到敌方、由敌人到敌人的敌人、由双边到多边、由此平衡到彼平衡;原则七“突出诊断”,就是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问题到机遇、由趋势到原因、由原因到原因背后的原因。

  在《战略》开篇,毛泽东就介绍了如何研究战争,第一节的标题就是“战争规律是发展的”[3]170.毛泽东先是用三个递进句式,将要讨论的问题层面从一般战争逐步缩小到特殊性的中国革命战争层面,并介绍了写作该书的目的:“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3]171毛泽东分别对三个相关的战争系统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严格的时间、空间限定,并且熟练运用唯物辩证法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规律是随时随地发展着的,战争系统内部各种要素是互相关联的。

全面地说,这些原则就是美国人基于对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以及《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著作的学习理解,并结合现代技术发展,从中抽取出来的几条规则。这种做法虽然限缩了原著的思想内涵,但是它通过某种意义和程度上的结构(框架)化、指标化、规范化和美国化(通俗化)等工程化处理,也使得美国一般的评估者能够更容易理解、把握和运用。应该说,经过七十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美国人已经成功地把它融入到西方国家安全和军事的话语体系,或者说据此建成了一套共同的战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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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就是净评估的核心实质。我理解,研究 “双方的对比”,主要是作静态的比对,找出双方力量上(数、质量及结构等)的差异化或平衡与不对称。当然,双方的这种平衡与不对称也要在动态中考察。研究“相互的关系”,主要是作动态的衡量,着力分析双方行为模式(理论准则及运用等)的差异,研究双方相互作用的方法和形式、状态和趋势、以及可能的结果。二者加在一起,就是既作静态的比对、又作动态的衡量,既作定性的比较、又作定量的比较,既要比较差异、又要权衡差异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再看净评估,它无外乎也是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通过比较国家及其盟国与其潜在竞争对手在与军事平衡紧密相关的各领域的综合态势,对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进行全面性的、最终性的和描述性的分析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军事竞争的发展趋势,协助政府和军队高层拟定相应战略规划。

  然而,如上图所示,中国革命战争各系统之间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着复杂的交集,当时的革命队伍中,一些人在分析研究战争系统时存在着三种意见:

重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经典著作,我更加深切地感到,毛泽东对孙武的“知彼知己”是倍加推崇的,而“知彼知己”恰恰就是美国净评估的“基因”。

  第一种意见认为“只需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第二种意见认为“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第三种意见则表示“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应该学北伐战争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毛泽东对此一一进行了驳斥,提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要求“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3]173,“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3]173-174.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不仅如此,他还讲到:“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两年后,也就是1938年,他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指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怎么做到呢?他接着讲到:“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问题时要求大家,不但要从横向上研究时空、地域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而且要用发展的眼光来动态地看待纵向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通过动态的思维模式来把握,才有可能正确认识非平衡的中国革命战争复杂巨系统网络。虽然道理很浅显,但真正运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在毛泽东写此书时,上述三种错误都曾经发生过,且都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非常惨痛的教训。

比较美国净评估概念,我也注意到,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布的《2030年中国军事和美日同盟战略评估报告》就认为:“净评估中更富特色的要素就是,它旨在成为一种‘净’评估,也就是说,是对彼此间处于相互作用状态的两个或更多相关方进行比较,不管这种相互作用是刻意的、策划好的,还是不经意的。”净评估“分析处于某个长期竞争或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两个或更多的实体,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作用的状况。”也就是说,净评估所强调的无外乎也是“知彼知己”,其关注焦点并不在某一方或另一方,而在于竞争者彼此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

  抗战时期,对日军侵华的估计存在很多不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则根据中日的基本国情特点、事态发展趋势等分析认为,抗日战争会经历防御、相持、反攻三大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提出了相应的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等应对方式,充分考虑了一时一地、敌我势力消长等动态性因素,适应了不断发展的形势,有效地指导了中国抗战的实践。

美国学者保罗·布瑞肯在《净评估:一份实践指南》中还把这种相互作用聚焦到“竞争”上面,他讲到:“净评估并不适于解决所有问题。没有一套工具或框架曾做到这点。但任何问题只要涉及竞争(例如,军队中的红对蓝,或者陆军对一个承包商)都值得关注一下净评估,看它能带来什么样的洞察力。”而美国学者史蒂芬·彼得·罗森在其《作为分析概念的净评估》一文中,就把这种竞争聚焦到“军事竞争(对抗)”上,他讲到:“净评估指对和平和战争时期国家安全机构的互动进行分析。对立机构间的互动是净评估的研究中心,净评估的‘净’字着眼于这些机构互动产生的合力上。”并认为“这一定义将净评估与一般的军事分析方法明显地区分开来,后者仅仅将研究重心放在敌我双方的军事实力上面。”

  毛泽东认为,不但具体的战争规律是动态发展的,就战争总体而言也是在动态发展着的,他坚信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消灭掉,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将它消灭掉,方法就是用战争消灭战争,达到人类的永久和平。从最终目的是消灭战争的动态发展规律上来看待战争问题,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研究革命战争是与一切剥削阶级有区别的正义战争。

从台湾地区学者潘东豫博士的叙述来看,也是这样。他在《净评估:全面掌握国家企业优势》中就指出:“马歇尔的学生乔治·皮克特、詹姆斯·洛希、巴里·瓦茨等人,则基于从事实务工作多年之经验,将‘净评估’的定义律定为‘凡针对影响美国与其潜在敌人军事能力有关之军事、政治、经济、或其他因素等,所进行之比较分析者’”。

  四、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原则:“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其实,只要研究马歇尔对军事力量评估的看法,就可以明确地觉察到,它正是基于对“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的理解,才提出相对军力(或战略能力)评估的“三个层次”划分,即:编成力或物质力;编组力或结构力;行动力或行为力。净评估就是要分析敌对双方的差异化与不对称性,研究各方的认知与行为模式,考察相互作用发生发展和可能结局。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3]182即战争的决定因素是双方的各种条件综合实力等的对比,取决于战争双方指挥员主观认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观实际的问题。

(二)净评估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评估是战略设计与实施的关键环节并贯穿始终

  主观认识如何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呢?钱学森认为:“人认识客观世界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客观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是要通过实践来逐步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就特别突出,任何人通过实践得到的认识是不全面的;要尽量地把许多人的认识综合起来,把它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这一步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由于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所以应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观点,用从定性到定量的总和集成方法来研究整体性的问题。”[2]183毛泽东也正是这么做的。毛泽东认为,在战争中,要做到智勇双全,必须要学会一种方法,即尽可能地去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详细情况,通过对所有得到的变量进行认真分析,这样才可以找出战争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指挥战争的行动之中。“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做出计划。”[3]179-180从“侦察-判断-决心-部署”这个指挥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正确的认识和对详尽材料的占有,二者缺一不可。没有侦察来的材料,战争指挥就无从谈起,有了材料,还需要一个对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过程,这个过程所用到的方法也就是钱学森后来概括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的总和集成方法”.

我们再回到前面一段论述上。

  钱学森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研究方法实际上是把大量零星分散的定性认识、点滴的知识,甚至群众的意见,都汇集成一个整体结构,达到定量的认识,是从不完整的定性到比较完整的定量,是定性到定量的飞跃。当然一个方面的问题经过这种研究,有了大量积累,又会再一次上升到整个方面的定性认识,达到更高层次的认识,形成又一次认识的飞跃。”[2]210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复杂巨系统时,定性方法运用纯熟。比如,在书中,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毛泽东概括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发展的可能性和战胜其敌人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的持久性,当然也分析了可能失败的情况。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进行详细分析,这就从质的规定性上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发展等进行了总体性界定。有了这些理论支撑,中国革命战争也就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时代决定了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认识中国革命仅仅是第一步,更好地指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才是目的。为了将理论上升到实践,毛泽东找到了最强有力的工具即“调查研究”,而这也是他终其一生不断强调的最重要的方法。粗略统计,仅已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收录的文章或文件中,以调查研究为主题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就有《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前言》《<兴国调查>前言》《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6篇,其他文章中对调查研究的强调更是数不胜数。

4.毛泽东认为净评估是战略决策及规划计划之前的必然过程。对此,他讲到:“……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而早在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友人周世钊的信里就表示,作为中国人,关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更是把调查研究当作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的手段,《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典型例证。他不但倡导而且躬身实践,1926年,毛泽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极力提倡学生们做农村调查,并编印了一部《农村问题丛刊》,计划出50余种,其中一部分就是农讲所第六届学生所做的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他在《农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说:“这些调查’所述只属大略‘,’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他指导农讲所学生们分别组成各省农民问题研讨会,进行从租率、田赋、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度量衡、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等共36个项目的全国调查[5]39.

前面我们谈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就是净评估之“名”与“实”,在这里,毛泽东又明确强调了此前这个“净评估过程”是制定决策与规划计划的必经过程。“……因而构成判断”就相当于“通过此前的过程得出评估结论”,以为“定下决心,作出计划”奠定基础。显然,其意思是说这个过程是战略决策及规划计划的工具,其结论就是战略决策及规划计划的依据。

  在《战略》一书成书前六年,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篇就断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对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的调查,要求共产党的领导者“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3]110.

然而,讲到这里还不算完,毛泽东更加明确地补充强调:“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什么意思呢?我理解,他非常明确地肯定这种“事前评估”是战略、战役和战斗各级都必须遵循的通则,是全面的和综合的而不是片面的或零碎的“确认与辨识”问题本质与机会之窗的过程。

  出于制定革命斗争策略的需要,当时的社会经济调查主要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为了做到这点,毛泽东举例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3]113他认为调查商人、调查各业之间的关系都必须用这种定量的方法,以求得出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特别反证了这一过程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建国后,毛泽东仍然多次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虽然受时代限制,毛泽东当年所倡导的“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从科学性上肯定比不上今天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调查研究和定量分析理论,但这种眼光向下看,密切联系群众的做事态度和方法,毫无疑问对决策者实事求是地了解中国情况还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对比美国净评估概念来看,我注意到,台湾地区学者潘东豫博士在其著作《净评估:全面掌握国家企业优势》中就讲到:“在国家战略形成之前的净评估,我们可以称之这国家层级的净评估;在国防战略形成前的净评估,就可称之为国防部层级的净评估;在联合作战前形成的净评估,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参谋本部层级的净评估;如果我们有战区的话,那么在战区形成之前的净评估,我们就可以称之为战区层级的净评估。”有鉴于此,我就认为,毛泽东讲到的这一过程铁定就是净评估过程了。

  结语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过去几年中,针对这段话后缀部分的学习理解,总有一些同事和朋友不时给我提出一些问题。

  “理解复杂环境的困难性、进行调查的必要性、错误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调整理论适应新环境的正常性需要,即使这种理论是成功的理论。”这种复杂论证的步步推进正是在有关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毛泽东相应时期代表著作的细致分析而得以完成的。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一书的译者序中,霍伟岸援引该书作者、美国毛泽东研究专家布兰特利·沃马克的话说:“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比,只有毛泽东把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变成其思想关注的中心点。” [6]12复杂性理论的开拓者之一钱学森在其著作中对毛泽东思想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复杂性理论观点大加赞赏,但遗憾的是,钱学森很大程度上将毛泽东的智慧来源归到“实践加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上,认为毛泽东“是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诗人的气概,结成伟大的智慧,战胜了机械唯物论和唯心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伟人。但他科学技术懂得太少,那时我们又没有建立起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科学方法论,所以他的失误,在于把事物看得太简单化了,终于无力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难题,在他的晚年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这是一个悲剧。”[2]69-70笔者认为,钱学森这样来解释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原因有失偏颇。

比如,有的认为在美国和台湾地区,“战略”与“策略”往往是混用的,在我军则大为不同,不好简单类比的。我注意到,2010年以前,我军对于“战略”一词的解释就指“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而在此之后这一解释更为明确——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针和策略。这就是说,在特定情景中我军对于“战略”和“策略”的用法之与美军相比,并无太大的差别。

  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红军的处境都比较艰难,在颠沛流离之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指挥了一场又一场伟大的战役,最终实现了他以战争消灭战争的愿望,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靠的是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趋势的准确把握,靠的是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成功结合。建国后,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出现失误,毛泽东要负很大的责任,但并不能仅仅归因于他本人的诗人气质和缺少科学素养,而应该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进行历史的分析。

再如,有的认为我军“战略”的另一种解释是“泛指关于全局性、高层次、长远的重大问题的方针和策略。如国家战略、国家安全战略”,这是具体有所指的,硬要把这篇著作中讲到的“战略、战役或战斗”等各个层次都放到全局上来理解,显然是行不通的。对此,我注意到,马歇尔就认为净评估可以在军事组织的许多层级内完成,并且平时与战时皆然、个人与组织均可,这就让我不得不认为他是从毛泽东这段话中得了灵感。我们看看毛泽东对“全局”一词的阐释吧!他在这篇著作的同一章第三节(此段论述的前一节)中明确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如此说来,“全局性”原来是相对而言的,那么,“高层次”和“长远的”当然也都是相对而言的了。

  虽然《战略》已经过去了接近80年,但其中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哲学光芒,而且其分析问题时体现出的整体性原则、初值依赖性原则、定性与定量分析原则等,与当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复杂巨系统理论等复杂性理论遥相辉映。笔者认为,钱学森对毛泽东的评价,在赞扬毛泽东战胜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同时,自己反而犯了此类错误。

又如,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有的认为毛泽东明确讲到的是“计划之前的”,我何以能推及“战略决策”“战略制定”和“规划计划”之前呢?对此,我没敢苟且。我注意到,在我军,“战略规划”有两种释义:一种指“为达成一定战略目的而制定的中长期计划”。这就是说,在特定场合规划与计划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另一种指“对军队建设发展全局进行筹划和安排的活动”,而“战略计划”指“为实现战略目的,对战略行动作出的预先安排”。同样说明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我还注意到“因而构成判断”这句话。什么“判断”?当然就是“战略判断”了。而从我军对于“战略判断”的释义看,它是“对战争或其他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的分析判定。是进行战略决策、定下决心的前提和根据”。这就从另一侧面证实了我的推论。不仅如此,按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之法,我又注意到台湾地区学者陈劲甫、邱荣守在《净评估在美国战略规划之角色探讨》一文中甚至讲到:“战略规划是指发展与规划达成国家安全目标、军事目标所需相关战略及对有限国家资源的获得与分配的相关程序作为”。显然,他们更将“相关战略”作为“战略规划”的对象与内容了。因此,从活学活用的角度讲,我以为我对其中“计划”一词所作的“延展性理解”至少是说得过去的,并不多么生硬。

  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激烈形式的政治革命,还是和平发展年代温和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于所采用手段的不同,政治战略和策略就有明显区别。革命战争时期需要快速地划分敌我,从而对敌人进行无情破坏和残酷打击,最大的政治是批判性,而和平发展时期则要靠协商和法治达成妥协,最大的政治是建设性,即在既有资源的基础上兴利除弊,更多地关注政府效能,营造一种多方共赢的模式。革命战争时期,如果忽视阶级观念,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平发展时期,如果仍固守阶级斗争理论,会犯“左”倾错误。

5.毛泽东认为净评估贯穿于战略设计与实施的全过程。紧接着上面的论述,他又明确讲到:“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其意思是在战略制定与规划计划及实施的全过程都要进行评估。对此,我在一些场合借助“战略评估——对战略的制定或实施效果进行的综合评价和估量”这个概念,多次谈到战略实施(规划计划实施)过程中的评估问题,认为绝不能把“实施效果”等同于“实施进展”。因为,实施效果讲的是“降低威胁的程度”,实施进展讲的则是“已完成工作的数质量”,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无奈人微言轻,并没有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和改变。万不得已,今天我也借此机会再诉说一回。

  革命战争时期,比拼的是对稍纵即逝的机会把握能力,只要快速、有效、详尽地掌握了情况,就会争取到取胜的主动权。和平发展时期影响社会发展的变量更多、更复杂,区分影响全局的系统变量更加困难,稍有不慎就会对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不可逆的影响,而短时期内却浑然不知。

评估什么呢?毛泽东讲到:“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请注意,他这里讲的是检查“计划和情况”相不相符,以及要不要“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的问题。这是多么明确和重要的论述啊!遗憾的是,一些同事和朋友对此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总把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战略评估(如中期评估)做成纯粹工作层面的评估。虽然工作层面的评估(执行评估)也很重要,但是它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评估(净评估),更不能代替后者。就两种评估而言,工作层面的评估目的在于确保始终在“正确地作事”,而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评估目的在于确保始终在“做正确的事”。

  建国前,面对异常复杂的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依靠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后,尤其是三大改造后,随着剥削制度被推翻,表面上看,社会矛盾对抗的激烈程度大为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矛盾的复杂性也降低了,毋宁说现代化建设时期矛盾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了。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曾经起到很大作用的阶级动员方法已不再适合错综复杂的国家治理工作。虽然毛泽东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且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可惜的是在几个月后发表时,由于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出于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这样就与中共八大精神相偏离,仍然固守了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思维模式,且当作一种无所不能的施政手段,这就明显存在弊端,最终发展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最终酿成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革”十年内乱。

6.毛泽东认为净评估是战略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将这个段落“拓朴”出来,就是“正确的部署←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判断←侦察和思索←”四个环节循环往复。其中“正确的判断”与“侦察和思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评估——净评估。不难看出,毛主席确实将净评估(他所阐述的那种战略评估)视作战略运行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了。所谓“联贯起来的思索”,就是说,这种评估是要贯穿或作用于战略运行全过程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千头万绪中找出主要矛盾,科学地做出了“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判断,达成了“实践第一”的理论共识,果断地引入了市场经济这个工具,在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的同时,用物质利益标准取代思想政治这个被动的标签,以此来应对这个更加复杂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次赢得了主动。新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础性”地位变为“决定性”地位,意味着中国将会更加充分地信任市场经济这个工具,以市场经济来应对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所面临的复杂局面。

后来者,将毛泽东东所阐述的这一理论原理约减为“战略制定、战略实施、战略评估”闭环运行的三个环节;或者扩增为“战略判断、战略决策、战略筹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闭环运行的五个环节。更有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德据此提出了决策周期论——“OODA”理论,认为“观察、判断、决策和行动”四个环节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重叠的循环周期,构成了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在战争中谁能更快地完成这一循环,并打乱敌人的循环,谁就能够赢得主动和胜利,这一理论竟被西方称作“现代孙子兵法”。

  【参考文献】

显然,无论是三个环节、四个环节,还是五个环节,都是在毛泽东所阐述的战略理论原理基础上简单的拆解与合并,万变不离其宗。

  [1]董春雨。国内复杂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J].学习与探索,2011(05)。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阐述的战略方法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方法

  [2]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在过去几年中,我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阐述的战略理论原理放在“毛泽东战略评估思维与方法”的题目下来研讨,更确切一点讲,是从战略评估这个角度来研究,虽然绝大多数同事和朋友都是赞同的,至少是认为并无不妥。但是也还有一些同事和朋友并不赞同,认为“战略评估”过于狭窄,涵盖不了。虽然批评的声音日渐稀少,但是在这里,从充分尊重各位同事和朋友的意见建议出发,暂且还是使用“战略方法”一词为好,这样更容易达成共识,避免太多的闲话。因为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就是讲“战略问题”的,他在第一章的结尾处就专门讲到“以上是我们的方法”,对此大家不持异议。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在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时,我注意到,毛泽东反复多次地提到“打胜仗”的方法问题,这些方法都为他在此前和此后的实践所证明,即使80多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仍然是正确和适用的。从净评估的角度来重新开发和应用这些方法,就我境内来看,目前还处于初步阶段。非常惭愧的是,个人水平所限,只能举证几个事例与谈点粗浅的体会,难免挂一漏万抑或错谬百出。

  [4]Day R H.Physic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comments in memory of Ilya Prigogine[J].Discrete Dynamics in Nature and Society,2004,2004(1)。

7.打胜仗的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规律并应用于行动。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讲到:“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5]龚育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口号的产生和发展[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联系上一部分的讨论,就不难发现,他所总结和强调的方法,正是后来美国人长期坚持以至目前还在开发应用的净评估方法——知彼知己的方法。

8.多打胜仗的方法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毛泽东讲到:“多打胜仗的方法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在这里他显然把自己提出的方法归结到一般办事情的“常识”上了,美国净评估不也是强调“按照常识办事”么?

在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问题上,他还进一步讲到:“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类似这种关于敌我两方面的论述,在美国相关净评估文献资料中比较多见,如果我们不说明这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摘录的原话,一些不细心的读者可能还真不知其出处。

不仅如此,他更讲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他的这些话娓娓道来,非常平实,但是寓意深刻,尽管针对的是某件事情,却可以从多个领域和层次来开发。美国净评估强调对相互作用的分析、对各方行为模式的考察和对认知及认知的认知的研究等,不过是其中“主客观相符合”等辩证方法多重内涵的一个小小部分而已。

9.能打胜仗的方法或前提在于摸熟了敌我和其他的条件。军队以“能打仗、打胜仗”为强军目标,然而如何做到“能打胜仗”呢?现在来看,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了。但是有些讨论貌似高深莫测,其实根本不得要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早已讲到:“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

谁都以为,“知彼知己”与“知天知地”这在过去战争中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很难做到。为什么呢?这倒不是说社会没有进步,而是说正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带来了过细的分工,使得这些方面的配置更加松散,更加难以整合到一起来。净评估恰恰就是要把红、蓝双方及其盟友的相关要素都纳入考虑范围,并在同一地点进行整合,以得出一幅包括每个竞争对手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的‘政治-军事关系的全面图景’”。

10.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讲到:“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

比较来看,美国国防部给出的净评估定义,可不就是“对决定国家相对军事能力的军事、技术、政治、经济和其他因素的比较分析”么?我注意到,美国学者史蒂芬·彼得·罗森在《作为分析概念的净评估》中就话里有话:“净评估强调军事互动,因此也注重理解潜在敌人的军事动向,同时要避免一种本能的倾向,即站在敌人的立场,却以自身的思维方式来揣测其行动,也不能假设交战中我军会与敌军采取同样的作战方式。”罗森明面上讲到的是思维方式,底层里反映的就是双方主观指导能力问题。

毛泽东强调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一些同事和朋友对我说,既讲“战争规律”(通篇出现7次)、“军事规律”或“军事的规律”,又讲“战争指导规律”(通篇出现5次)和“军事指导规律”,这样很难理解,其实“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就是一个东西,在外国、外军就只讲一个“规律”。实话实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到现在,我对此的认识和理解也不怎么到位。但是我已经认识到战争规律本身是一回事,人们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则是另一回事。我注意到,美国人更愿意以事说事,以案例作比,美国净评估更多使用的是“状态”与“趋势”等词汇,没有“战争指导规律”或“军事指导规律”的提法,甚至连“战争规律”或“军事规律”也很少见得到。但是,我在研习净评估过程中,的确是隐约感到美国人其实也是有这些的,只恨本人外语不过关,一时难以甄别罢了。即使美国人没有这些,我以为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这只能说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很落后,说明他们的认识和理解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

11.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为何要关照全局和各个阶段呢?毛泽东指出:“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因此,“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关照哪些内容呢?他举例说:“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我由此感到,怪不得马歇尔一而再地说,净评估是所有分析中综合程度最高的分析、最高层次的领悟呢!不仅如此,原来他还“添油加醋”,硬是把净评估的综合性丰满起来,说它包括描述军事力量、作战理论和实践、训练体制、后勤等方面,描述在各种环境中已知或假设的效果;设计行动过程,以及该过程对装备损耗和性能的影响;采购活动及其对成本与装备交付时间的影响,云云。

当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汗牛充栋,关于打胜仗的方法也不胜枚举。即使在这篇著作中也还有很多关于打胜仗的论述,并且与净评估概念关联度很高。比如,“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等等。

在这里,我也仅仅是从一篇著作中撷取几个片段,结合个人研究罗列一些粗浅的感悟。绝对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而且,我坚信读者诸君通过学习原著,能够得到更多的启示与思考,进而增强我们的军事理论自信,更在某种程度上纠正当前军事理论研究领域一些“盲目仿美”的不良好倾向。倘若再加以深度开发和必要训练,那么我们的战略、战役和战术水平就能得到更为切实的提升。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净评估概念的理论源泉或根基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阐述的战略方法就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方法,但是这不等于说所有的净评估都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方法。因为,净评估自然也是有好有坏,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的理想就有的不理想的。只有那些好的、成功的、理想的净评估才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方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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